摘  要

资本权力化是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而妥善处理资本与权力的关系，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必须解决好的时代课题。运用马克思资本权力思想分析这一问题可见，资本本身即是一种权力，并且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支配一切的权力。资本的权力化在其现实性上，直接体现为权贵资本。权贵资本，既是资本权力的人格化，也是资本无序扩张的主体。世界各国的权贵资本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都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因其权力生成的方式不同，权贵资本呈现出俘获、勾结、侵吞等鲜明的特性。根据马克思资本权力思想，结合世界各国权贵资本的发展历史，在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统一中认识和把握权贵资本，厘清资本与权力的关系结构，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及行为规律，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不被权贵资本侵蚀扭曲，保障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资本权力化是现代化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和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资本领域反腐败，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坚决打击以权力为依托的资本逐利行为，着力查处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等背后的腐败行为。”妥善处理资本与权力的关系，是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必须解决好的重要课题。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本身即是一种权力，并且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支配一切的权力。资本的权力化在其现实性上，直接体现为权贵资本。权贵资本，既是资本权力的人格化，也是资本无序扩张的主体。根据马克思资本权力思想，结合世界各国权贵资本的发展历史，在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统一中认识和把握权贵资本，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及行为规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资本权力思想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特别是《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系统阐释了资本权力思想，揭示了资本权力的本质及运行规律。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权力本质上体现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就资本权力的运行来看，主要包括资本权力的产生、扩张及再生。资本权力的产生是由资本的本质特征决定的，资本权力的扩张与资本的增殖是同一个过程，资本权力的再生伴随资本的再生而得以实现。

资本之所以能够掌握现代最高权力，根本原因在于它掌控了包括剩余劳动在内的人类劳动。当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占支配地位。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及扩张，作为经济基础的资本获得了强大的统治性力量，主宰着其他重要的社会要素和权力，劳动对资本的从属也从“形式上的从属”发展为“实质上的从属”，过去只是简单依附于资本的生产力，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彻底成为资本的附庸，全方位服从于资本逻辑。资本控制了劳动，特别是无偿攫取了剩余劳动，就获得了不断再生、保存和扩张自己权力的条件，从而能够不断自我繁殖和扩张。通过占有和控制劳动，“劳动的一切力量都转化为资本的力量”，资本权力因而成为整个现代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权贵资本，就产生于这一底层逻辑。

具体而言，就资本权力的运行来看，资本权力的产生是由资本的本质特征决定的。资本的本质特征是逐利性，资本天然具有致富欲。马克思认为“统治欲是致富欲的一个要素”，就是这种致富欲，导致资本不断自我革新以便剥削更多剩余劳动（这也就是熊彼特所指的“创造性破坏”）。为了更好地进行剥削，资本不断为自身争取政治权力。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资本的本性中，就蕴含着统治世界的‘需要’与渴望，它出自本能从而不可避免地尝试支配整个世界。这种本性是资本获取权力的内在基础。”回顾历史，资本是在与其他权力形态的斗争中逐步确立其在现代社会的最高权力地位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资本权力的生成积累了必要条件，资本在艰苦的斗争中逐步赢得了权力。

资本权力的扩张与资本的增殖是同一个过程。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只有不断增殖才能保存自身，资本权力也同样如此，只有不断扩张才能保持其权力。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积累是对社会财富世界的征服。它在扩大被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数量的同时，也扩大了资本家直接和间接的统治。”资本权力的再生伴随资本的再生而得以实现，资本权力的扩张，实际上就是资本支配权力的加剧，它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延伸。伴随资本的增殖过程，资本能够掌控的生产力越来越多，因而其权力越来越大，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具有了控制的主体性”。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权力的扩张与资本的扩张是一致的。当其扩张遭到公共权力的制约，或遇到其他权力不一致所造成的掣肘时，资本权力往往能够通过各种手段迅速解决障碍。这就造成了资本的无序扩张，进而形成垄断，而且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垄断，同时也实现了权力的垄断。

资本权力在生成和扩张后，还会源源不断地生发，周而复始地进行“生成—扩张—再生”的循环。资本权力的再生伴随资本的再生而实现。对于资本的再生，马克思指出，“资本一旦活动起来，以它自身为出发点，它就不断以自身的各种形式——可消费的产品、原料和劳动工具——作为前提，来不断以这些形式再生产自身。这些形式既是资本自身所要求的条件，又是它的结果。资本在自身的再生产中生产出它本身的条件。”资本权力的再生过程与这一过程基本一致，通过掌握劳动，资本持续再生出自己与世界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既再生了资本权力生成的条件，又生成了新的资本权力。这种再生的资本权力，就是掌控新的剩余劳动的能力。

资本权力不是单纯的政治权力，而是一种支配整个社会运行的系统性权力。就其现实性来看，资本权力表现为典型的权贵资本。权贵资本不仅仅通过政治手段干预国家的经济运行，同时依赖经济上的垄断为其积累财富和巩固既得利益服务，也由此造成了资本的无序扩张。

二、现代化进程中权贵资本发展的逻辑

权贵资本是资本权力的人格化，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权贵资本，权贵资本也是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从其一般性看，各国的权贵资本皆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其权力的维系依赖资本对劳动的实质掌控，其权力的本质符合马克思资本权力思想揭示的内在逻辑，且呈现出显著的财阀权贵特性。在这其中，西欧和美国的权贵资本表现得最为典型。

权贵资本起源于欧洲，之后蔓延至全球。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大多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原生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西欧各国进行了各种基于生产关系变革的政治制度变革，变革方式有改革也有革命。英国的光荣革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皆是浓墨重彩的历史记录。随着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西欧逐渐确立了一套为之服务的政治体制。16—18世纪，正在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西欧各国纷纷在北美建立殖民地并开展三角贸易。西欧权贵资本的外部扩张加速了美国的诞生及其权贵资本的发展。就资本的原始积累和权贵资本的最初形成来看，西欧各国和美国的逻辑基本一致。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欧各国在经济领域经历了一场涉及所有制的大调整，这一调整使得西欧的权贵资本与美国的权贵资本有了不同的表现。历史上，欧洲产生了许多财团家族，这些财团家族的经营势力几乎遍布整个欧洲甚至全球，很难将其限定于某一个国家之内。比如知名的欧洲十大财团：罗斯切尔德家族、曼城阿布扎比财团、塔米姆·阿尔萨尼、托希尔家族、阿涅利家族、贝鲁斯科尼、阿布、鲁本家族、皇马巴萨和卡多根家族。

美国的权贵资本是在独立运动后随着垄断资本的形成而逐步发展壮大的。在南北战争结束后至19世纪80年代末垄断资本酝酿期，诞生了加州四大家族；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垄断资本形成期，摩根、洛克菲勒家族得以发展；在20世纪2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垄断资本巩固期，诞生了杜邦家族等新财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垄断资本扩展期，财阀政治更加稳固，十大财团控制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主要受摩根、洛克菲勒、库恩—洛布、芝加哥、梅隆、杜邦、波士顿以及克利夫兰八大财团和60个家族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垄断资本的进一步发展，新财团崛起，形成了洛克菲勒财团、摩根财团、第一花旗银行财团、杜邦财团、波士顿财团、梅隆财团、克利夫兰财团、芝加哥财团、加利福尼亚财团、得克萨斯财团等十大财团统治美国的格局。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技创新和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特别是21世纪以来，美国进入平台垄断时期，新兴平台资本也在迈向权贵化。

日本、韩国、印度、菲律宾等国的权贵资本，是在欧美国家权贵资本的全球殖民扩张背景下兴起的。日本的权贵资本起源于明治维新。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中，美国人首先打开了日本国门，1854年强迫日本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随后，英国、法国、俄国等列强接踵而至，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给日本，日本面临着深重的民族危机。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发生了倒幕运动。由此，明治天皇开始推行一系列改革，旨在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知识，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史称“明治维新”）。为了满足军事需要，日本政府大力发展军事工业，把一些厂矿企业廉价转让给三井、三麦、安田、住友等财阀，日本垄断资本急剧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解散财阀前，其垄断资本就已经呈现出显著的财阀特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日本占统治地位的是三井、岩崎、住友、安田四大财阀家族。同时，中岛、野村、大仓、古河、浅野、鱼占川等二流财阀家族也占据重要地位。财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垄断组织的核心和主体，也被认为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因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占领军当局就敦促日本政府实施了解散财阀的政策，对其进行了法人制改革。即便战后日本通过解散财阀，使其国内权贵资本的影响较战前显著减小，但它仍然是影响日本政府和国计民生的一股强大力量。

韩国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始终面临严峻的财阀统治问题。韩国权贵资本的产生情况与日本类似，都是政府在面临外部压力而寻求变革的过程中产生的。但韩国权贵资本与政权相勾结的特征更为明显，主要表现为政治领袖推行改革，扶持民族企业，其党羽与财阀勾结，形成了控制整个国家的权贵阶层。韩国的权贵资本产生于朴正熙的政治改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半岛南北分裂，由于朝鲜相对于韩国有更为良好的工业基础和更少的人口，韩国面临着非常大的竞争压力。1961年，朴正熙成立了军政府，认为经济问题是这个国家所面临的所有问题的基础，由此将经济发展确立为第一目标，自此，韩国走上了经济发展的高速路。朴正熙的经济政策受日本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非常大。在韩国资本积累严重不足、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朴正熙政府选择集中一切资源优先培养大型企业，使它们成为韩国经济发展的先行者，通过它们积累足够的资本和管理经验，从而进一步满足韩国现代化的需求。所以，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坚持出口导向的前提下，政府开始着重发展重化工业，重点扶植大型企业。在各种政策红利和经济补贴支持下，财阀在韩国经济舞台上粉墨登场，其中的典型代表有三星、现代、LG、SK集团等。在着重发展重化工业时期，韩国最大的46家财阀占GDP的比重从1973年的9.8%提高到1981年的24.0%。

菲律宾的情况与韩国高度相似，特别是1965—1986年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政权统治时期，其权贵资本问题尤为突出。马科斯通过技术官僚建立经济控制，高度依赖外资，通过推行“戒严法”进一步集中权力，其政治影响持续至今。

印度垄断财团各大家族大多出身于帕西、古吉拉特和马尔瓦利（属印度斯坦族）三个民族中的商人买办。通过对印度垄断调查委员会所列的75家垄断财团所作的民族和地区的分析可见，印度最大的75家垄断财团中，外国资本（主要是英国资本）占有较大的比重。在印度本国的垄断财团中，马尔瓦利和印度斯坦可视为一个民族，这两类财团的资产加在一起，约占印度最大75家财团资产的三分之一。这些财团以比尔拉家族为首，还包括辛哈尼亚、拉姆、巴贾吉等家族，它们在历史上同国大党的关系比较密切，长期以来支持尼赫鲁—英·甘地政府的内外政策。

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和垄断资本在20世纪末的发展，资本权力甚至侵蚀到了原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苏东剧变后，权贵资本在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生根发芽。俄罗斯的权贵资本产生于苏联解体的历史过程中，苏东剧变后的其他国家面临的问题与俄罗斯基本一致。苏东剧变后的私有化过程，使这些国家最终完成了由社会主义向权贵资本主义的演变，这些国家的官僚权贵过去攫取的国家财富因为国家变为资本主义而完全“合法化”。俄罗斯由此形成了庞大的权贵资产阶级，其产生途径主要有：廉价收购私有化证券，转而购买企业股票，掌握控股权；趁企业改制分配股权之机，利用行政或管理权力掌握股票控制权；在银行私有化和全面开放金融市场过程中，乘机聚敛钱财，等等。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别列佐夫斯基接受采访时披露，几大金融集团控制了俄罗斯50％的经济，实际控制了银行、国家预算资金、军火和稀有金属贸易、石油以及轻工业、绝大部分传媒。金融寡头竭力左右俄罗斯政治，1996年总统选举时，他们为叶利钦竞选筹集资金7000万美元，他们控制的新闻媒体为叶利钦上台大造舆论。对于俄罗斯私有化的后果，连“休克疗法”的始作俑者也不得不承认“播下龙种却收获跳蚤”。叶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承认，俄罗斯私有化是“权贵阶层将国家财产私有化”，是“权力转化为资本”。

三、现代化进程中权贵资本发展的类型

虽然世界各国权贵资本的产生有其内在一致性，但因其生成的方式不同，呈现出三种鲜明的特性。依据资本权力生成的方式，可以将世界各国权贵资本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以美国、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俘获型权贵资本；第二类，以日本、韩国、印度、菲律宾等国为代表的勾结型权贵资本；第三类，侵吞型权贵资本，也表现为典型的官僚权贵资本，最典型的代表是俄罗斯。

（一）俘获型权贵资本：典型的资本权力特性

俘获型权贵资本建立在垄断资本形成后俘获国家政治权力的基础上，大的财阀家族通过经济手段和资本扶持，让国家机器和政治制度为其服务。此类权贵资本根植于资本扩张的内在规律，十分符合马克思资本权力思想对资本权力生成及运行规律的描述，属于“自下而上”的资本的权贵化，表现为发展壮大的资本俘获政治权力，资本自身成为权力。美国和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均面临此类权贵资本问题。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常不会主动承认自身存在“权贵资本”，而是以自由、民主为外衣，掩盖国家权力真正的运作方式。近年来，随着权贵资本显形，一些西方学者开始重视并讨论这一话题。比如，美国学者戴尔·约翰逊（Dale Johnson）2017年指出，在美国财阀当政的情况下，90%的美国公众因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趋势而处于不利地位。

回顾此类国家中财阀的产生及其对政权的掌控过程，可以看到，最初的权贵阶层与大资本家两者的身份并不必然重合，大资本家对政权的掌控是随着垄断资本的产生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化逐渐形成的。最初，大资本家仅仅是通过垄断影响国家某个地区的经济活动或某个产业的运行，之后日益与政治相融合，通过家族内部人员从政或收买政客、展开院外活动等渠道加深对政治的影响。随着垄断资本的巩固发展，整个政治体系的设置及运行都受其控制。这类国家名义上以“三权分立”的政治权力运作模式显示公平公正，但实际上各大政党皆被财阀深度控制，甚至舆论、民意也日渐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和资本介入而受到操控。大垄断资本和财阀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国家政权紧密结合，这也是美国为何一再声称“反垄断”却总是不见其效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曾指出，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他同货币贮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欲”。这种致富欲必然导向资本的自我增殖，这种增殖建立在对剩余劳动的剥削或无偿占有的基础上，因而天然具有剥削欲和统治欲，天生具备权力欲，它必然为自己争取权力。资本之所以能够掌握权力，根本原因在于它掌控了包括剩余劳动在内的人类劳动。俘获型权贵资本，最符合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人格化”，是资本权力的典型代表。也可以说，俘获型权贵资本本身即是大资本或者说垄断资本的代言人。因此，从其现实的历史过程来看，这类权贵资本本身就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而诞生的。它通过掌握劳动来掌握权力，随之塑造了为其服务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机器。当权贵资本发展壮大后，它也有赖于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国家机器为其服务。

随着劳动对资本从属形式的转变，在劳动实质从属于资本时，一切社会运行规律和财富积累规律皆顺从于资本逻辑，权力的运行也从属于资本逻辑。因而，由此诞生的权贵资本存在极大的隐蔽性，往往被“自由”“民主”等口号遮蔽，但实际上却通过各种渠道让政府制定有利于维护其自身利益的政策。以美国为例，从历史上看，美国权贵资本从垄断资本主义酝酿时期开始，就不断为谋求自身利益而拼力制定国家政策。美国权贵资本从形成之初的加州四大家族开始，到摩根财团、杜邦财团等，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十大财团，无一不是通过家族内部成员直接参与国家政治或通过收买选民、资源置换等多种渠道来争夺选举权、控制总统选举的。此外，美国各大有影响力的权贵财团还经常通过建立学术性组织，通过资本捐助等形式资助科研项目，让各类学术团体为其出谋划策，并推动制定对其发展有利的经济政策。金融寡头还经常通过收买政客从事院外活动来影响国会的各种立法。然而，真正涉及民生领域的公共政策在美国推行起来却困难重重。奥巴马政府推出的“全民医保”医改方案，因为触动了高收入群体的利益而无法顺畅落地。特朗普上台后，更是将政策矛头直指医改法案，力图延缓该法案的推行。特朗普虽然也声称要解决医保问题，但却并无实质性进展。

欧洲高福利国家中权贵资本的表现形式更为隐蔽。西欧各国的权贵资本主要是私人垄断资本，具体表现形式就是财阀家族。西欧各国一方面通过推行高福利政策掩盖私人垄断资本剥削全世界人民的真相；另一方面通过国家垄断为私人垄断铺路，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得尤其突出。西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一国的范围，形成了全面干预、调控国民经济的国际联合。2000年左右，西欧各国的国有金融资产已经在全部金融资产中占据绝对优势。一般估计德国、法国为60%，意大利为75%，奥地利超过80%。西欧企业的国有化和国有企业的发展，基本上是为了保证垄断资本获得高额利润，确保社会资本再生产的顺利运转，它并不是也不可能取代私人垄断资本所有制，而是私人垄断资本的一种补充。因此，在推行国家所有制经济的实践中，西欧各国政府和垄断资本势力总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把国有企业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且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变化，对一些部门交替实行国有化和非国有化。一般而言，对那些“夕阳工业”部门、基础工业部门及经营不善濒临倒闭但与国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重要工业部门或新兴技术部门，各国政府总是宣布实行国有而加以扶持；一旦它们恢复元气，国家又往往将其转卖给私人资本。这在保守势力占主导地位的英国等国的经济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从欧洲国家高福利的来源看，这些高福利除了一部分本就属于工人的劳动成果外，还有国家财政和企业支出。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赖跨国集团在全球的垄断性收入，为国家财政提供了雄厚的财力支撑。但是，欧洲大资本的发展却是以历史上的原始积累为基础的，今天欧洲国家的高福利，实际上是以往西欧各国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并实行殖民剥削的结果。近年来，由于经济停滞、通货膨胀以及政府财政负担逐渐加重等问题，西欧各国普遍感到“福利国家”已难以为继，进一步发展已无法承受。于是，一些国家意欲削减某些由政府出资的社会福利计划项目。

（二）勾结型权贵资本：资本权力的未完成形态

勾结型权贵资本的发生发展与国家最初的扶植密不可分，往往是在国家面对外部压力时，在政府（特别是某些关键政治人物）的扶持下，在与政治权力的相互勾结中成长起来的。勾结型权贵资本主要存在于大多数后发现代化的民族国家中。在这其中，既有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韩国，也有像印度、菲律宾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对权贵资本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同，对国家造成的影响也有差异。但究其根本，就其资本与权力结合的历史过程来看，本质上属于同一形式。这一类型的权贵资本，是马克思资本权力思想所描述的资本权力的未完成形态，是发展中的资本权力。这一类型的权贵资本给社会和国家带来的损害比俘获型权贵资本更大，它们直接影响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进程，特别是阻碍政治现代化的发展，滋生严重的腐败问题，损害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加剧社会矛盾和阶级对立。

在厘清勾结型权贵资本产生过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特性，可以发现，勾结型权贵资本往往将国家的发展导向“裙带资本主义”模式。由于资本与权力的勾结程度不同，各个国家所面临的发展困境也各有差异。以韩国和菲律宾为例，这两个国家都存在典型的勾结型权贵资本，韩国的权贵资本伴随朴正熙政府发展而来，菲律宾的权贵资本则主要诞生于费迪南德·马科斯时期。但是，韩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而菲律宾却还是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美国著名东亚研究学者康灿雄（David C. Kang）指出，“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朴正熙对待官僚系统的方式与李承晚和马科斯有什么不同……权力都牢牢掌握在行政首脑的手中。”他认为韩国和菲律宾的发展差距“不在于更好的制度”而在于“政治领导及其与商业阶层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资本与权力的关系。在这两个国家中，资本都与权力深度结合，其不同之处在于，韩国存在一种两者“相互挟持”的局面，而菲律宾的政商关系则是“钟摆式”的。

俘获型权贵资本的资本本身即是权力，权力体系的构建是完全为资本服务的。而勾结型权贵资本是渴望获得权力的资本，是孕育中的资本权力。以韩国为例，权力与资本的相互挟持虽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业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共谋，但却依然无法阻挡资本的扩张趋势。这导致了财阀垄断经济的局面，最终使整个政治系统彻底向财阀倒戈，国家面临严峻的腐败问题。而在“钟摆式”的政商关系下，政治腐败问题就像钟摆一样来回摇晃，哪一方获得政治上的统治权，哪一方便能够成为既得利益者，一旦时运不济，那么资本会立刻投奔新的政治靠山。

勾结型权贵资本一旦形成，就不会自行消亡。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度等面临此类权贵资本问题的国家，都面临着国家政治、经济被财阀裹挟的困境，并且难以治理。

20世纪上半叶，日本的权贵资本倒向了可怕的军国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解散财阀，也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美国强制日本解散财阀的背景下推行的。战后，日本进行了“法人制”改革，企业法人替代财阀家族成员占据垄断企业的主要股份。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权贵资本的人格化（即权贵阶层的稳固），但实际上并没有彻底解决财阀控制国家的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解散日本财阀是“形式主义”的，实际上，美国依赖日本财阀控制日本经济发展，使日本成为其附庸。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经济虽然有了短暂的高速发展，也通过“依附”实现了现代化，但却没有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在“尼克松冲击”和石油危机的双重打击下，日本国内日益增长的经济泡沫终而破裂，引发了日本“消失的10年”。

韩国和菲律宾都曾实施了民主改革。韩国的民主改革为韩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为韩国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助力。菲律宾的改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腐败的作用。但是，菲律宾和韩国至今依然面临严重的腐败问题，这是勾结型权贵资本主导国家的必然结果。韩国在权贵资本的挟持中迈向了现代化，已经形成了一套由财阀控制国家机器并掌控经济命脉的权贵资本主义体系。因此，韩国的精英阶层已经相当固化，阶层间的流动十分困难；同时，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本身就是建立在国家支持和保护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的，其国内经济的运转对财阀的依赖程度很高，贸然实施变革会把韩国经济拖入困境。菲律宾的主要问题是民族资本彻底沦为政治权力的附庸。2022年6月，费迪南德·罗慕尔德兹·马科斯（Ferdinand Romualdez Marcos）上任后，拒绝对其父政治生涯中的“戒严令”等政治行为进行反思，也否认许多历史事件，并声称菲律宾人应该“把历史留给教授们”。因此，菲律宾虽然取得了治理腐败的阶段性成果，却没有消除权贵资本的根基，腐败因而屡禁不止。

在印度，财团与官僚的相互勾结关系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这也是印度政治中产生贪污腐化现象的根本原因。1980年英迪拉·甘地（Indira Priyadarshini Gandhi）重新上台后，这种秘密联络的勾当愈演愈烈，贪污腐化现象非常严重，遭到国内舆论强烈谴责。为此，甘地曾召见工业、商业和航运三个经常同财团打交道的部所属秘书级官员，向他们指出财团是如何“设法从这些部里搞到笔记和会议记录的抄本”以及“工业家们为了各类官员的任命而游说”的种种事实。这足以看出印度腐败问题的严重性。此外，还需注意的是，印度的这些大财团均反对政府的国有化和经济限制政策。总的来说，印度财团同政府的关系是既相互利用又彼此矛盾的关系。但是，作为由普选产生的印度政府，它又要在表面上考虑各阶层人民和各个财团的利益。印度国大党为了获取选票、维持统治地位，也时常表面上提出一些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口号，但实际上，这个政党已被权贵资本裹挟，无法真正践行其政治口号。

（三）侵吞型权贵资本：资本权力的外延

侵吞型权贵资本的典型代表是俄罗斯。顾名思义，侵吞型权贵资本主要指权力阶层通过侵吞国家财产而形成新的权贵阶层，之后再改旗易帜，使国家机器为其服务，从而成为顽固而庞大的垄断资本，控制国家经济命脉。这一类型的权贵资本，其权力与资本的关系呈现出与俘获型权贵资本完全相反的实现路径。但是，这一类型的权贵资本本质上并没有超出马克思资本权力思想关于资本权力的论述。人们应当认识到，苏联的解体并不仅仅是内政问题，而且是在资本外部扩张的压力下西方颜色革命的后果，实际上依然是资本权力蔓延侵蚀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结果。因此，可以认为侵吞型权贵资本实际上是资本权力的外延，是世界范围内资本权力确立其统治地位后不断进行权力扩张的后果。

以俄罗斯为代表，侵吞型权贵资本形成以后，随着国家转向资本主义而逐渐得以“合法化”，并在这一过程中转化为强大的垄断资本。以俄罗斯的垄断资本为代表，它们采取的主要形式是国家垄断和自然垄断。国家公司是俄罗斯国家垄断的重要形式，普京是国家公司这一国家垄断形式的倡导者。俄罗斯国家公司的资金，部分来源于普京上台后对侵吞国家财产的权贵资本进行治理，将国家的财富归还国家。而所谓自然垄断，是指在某一产品市场上，生产的技术特性，即只有在大规模生产条件下才能最大限度降低生产成本，决定了由独个厂家提供产品时才会最有效，而且产品具有不可替代性。按照俄罗斯联邦《自然垄断法》，属于自然垄断的行业有原油和成品油的干线管道运输、天然气管道运输、铁路运输、港口和空运港服务、公共电力和公共邮政服务、电力送配服务和热力送配服务、电力调度服务和内河基础设施服务。

俄罗斯自然垄断领域的企业与苏联解体后原国有资产的大部分被以很低的折价转让给新的所有者密切相关。政府将部分国有企业或国家控股的企业实行公开拍卖，企业经理和部分地方官员或其他暴发户通过钱权交易，按照大大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进行收购。俄罗斯的私有化基于对国有企业资产的不准确的估价：估价是以俄罗斯各公司1992年7月的账面价值作为公司的基础价值，未考虑无形资产的因素，也未根据通货膨胀对其价值进行调整。这一决定使投资者可以以非常优惠的条件购买国有资产，所以最后俄罗斯整个产业的总值非常低：1994年6月证券私有化结束时，俄罗斯的产业总值不到120亿美元。据俄罗斯国家杜马私有化结果分析委员会委员弗·利西奇金（Vladimir Aleksandrovich Lisichkim）透露，俄罗斯已出售的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仅为1300美元，其价格之低廉创世界纪录。这些私有化的垄断企业，其资金原本就来自国家财产，这也是普京推行国家公司，力图通过国家垄断治理权贵资本的原因。

在侵吞型权贵资本形成以前，俄罗斯资本依附于权力而存在，而在侵吞型权贵资本形成以后，这种资本就呈现出与勾结型权贵资本相似的特性，不过，它依然较大程度依附于政治权力。叶利钦时期，俄罗斯侵吞型权贵资本急速发展，并且依靠庞大的财力控制国家机器。以1996年初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和当年俄罗斯总统大选为标志，俄罗斯“寡头资本主义”正式诞生。在1996年年初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12位与会的俄罗斯巨商（主要是银行家）决定集中所有人力、财力、物力帮助叶利钦竞选连任。叶利钦如愿以偿成功连任，寡头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国家政权。他们不仅向政府重要位置安插自己人，有时还亲自披挂上阵，在国家机构中占据高级职位，最典型的莫过于控制奥内克苏姆银行的寡头弗拉基米尔·波塔宁（Vladimir Potanin）出任联邦政府第一副总理。普京上台后，处罚尤科斯石油公司，对其进行国有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权贵资本的发展。但是业已形成的庞大的权贵资本，开始依附普京谋求继续发展。

瑞典经济学家安德斯·阿斯隆德（Anders Aslund）认为，普京政府同样培育了权贵资本。他将依附于普京的权贵阶层主要归为三类：一类是国安系统官员，一类是国家企业的经理人，一类是私人企业家。其中第三类是非常典型的权贵资本的人格化。阿斯隆德指出，根纳季·季姆琴科（Gennady Timchenko）、阿尔卡季·罗滕贝格 （Arkady Rotenberg）和尤里·科瓦尔丘克（Yuri Kovalchuk）三人是依附于普京的三个典型的资本家。季姆琴科主要从事石油运输、天然气生产和管道建设，罗滕贝格是公路和管道的垄断制造商，科瓦尔丘克是俄罗斯银行的首席执行官。由此可见，季姆琴科和罗滕贝格都是俄罗斯自然垄断领域的资本家，科瓦尔丘克则是金融权贵。此外，还有大量依附于普京的资本家。这些资本家在普京整顿尤科斯石油公司后，附庸于权力的特征更为明显。

四、结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往往以自由、民主、平等掩盖权贵资本对国家和社会的实际控制。权贵资本的隐蔽性成为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伴随疫情冲击和局部战争等问题，权贵资本无视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渴望和诉求，在国际范围内不断寻求扩张，严重影响了各国经济决策和人民生活。以往被遮蔽在“民主”“自由”口号下的权贵资本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显性存在和作用。权贵资本由经济上居统治地位进一步发展为对政治的公开干预。总体而言，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均存在权贵资本，这些权贵资本实际就是资本权力的人格化，虽然其具体生成方式不同，但本质上都符合马克思资本权力思想对资本权力本质及运行规律的阐述。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同时也面临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妥善处理资本与权力关系的问题。权贵资本必然导致腐败，有苏东剧变的前车之鉴，我们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必须彻底打赢反腐败斗争。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决不姑息”。当下，重新审视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发展壮大的客观历史进程，厘清资本与权力的关系结构，对于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利用和节制资本，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不被权贵资本侵蚀扭曲，保障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着重要意义。

原文链接：王蔚 || 现代化进程中权贵资本发展的逻辑和类型——马克思资本权力理论及其扩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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