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一系列重要讲话中，系统深刻地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了以多学科学术研究服务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事业，2023年5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主办了北京大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多方面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本期先行刊发徐显明、钱乘旦、陈学明、罗方述、桑玉成、孙蚌珠、冯仕政7位与会学者的学术见解，以飨读者。

作  者：陈学明，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学院教授。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归纳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这五大特征中的第一个特征，即“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基于的是中国的国情；而后四个特征，即“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则都是对西方式现代化的反拨与超越。

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整个现代文明都是这条道路的产物，但与此同时，正是这条道路带来了诸多不幸甚至灾难。可以说，现代文明的创造是建立在巨大的代价基础上的。

对西方式现代化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民有着深切的体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更有着切身的体验，而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人民的感受则特别深切。

比起一些非西方的国家和地区，中国较晚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因此，有人把中国说成是 “后发外生型”国家，即中国不但走上现代化道路较晩，而且又主要是在西方现代性的影响下 “被迫”卷入现代化的洪流之中。这样，即使中国跨入现代化的门槛时间不长，但对现代化的 “祸福相依”这一点的感受可能特别深切。中国人民明白，如果完全照搬西方式现代化模式，那么很有可能现代化的积极成果还没有充分享受到，而现代化的代价、消极效应已经把我们葬送。

纵观整个世界，西方式现代化的不良后果主要是四个方面：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冲突，人成了“单向度的人”；人与自然不相协调，以牺牲自然来谋取经济的发展；充满血腥味，伴随现代化的是掠夺与争斗。

中国人民不可能因为现代化可能面临这些不良后果而放弃对现代化的追求。中国人民唯一的选择就是，走出一条既能充分享有现代化的积极成果，又可以使代价降到最低限度的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说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深刻表达了中国所要追求的现代化，就是避免西方式现代化的消极效应的现代化。

问题在于，中国选择这样一条道路有合理性吗？按照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理论思潮，这是不可能的；按照国内学界有些人的观点，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他们看来，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负面效应与现代化的理念，与理性、科学、技术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化的负面效应是由现代化理念本身滋生的，因此，人类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也得接受其负面效应。

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者还是后现代主义者，都强调现代化的正效应、负效应都是与现代化的核心精神原则捆绑在一起的，不可能只要前者而不要后者。按照这样的逻辑，中国若要选择现代化的道路，就应准备承受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不良后果，准备付出沉重的代价；倘若无法承受这些不良后果，经受不起代价，那么就干脆放弃走现代化的道路。

西方面对现代化主要有两种截然有别的理论思潮：一是坚守现代化的新自由主义，二是批判现代化的后现代主义。坚守现代化的新自由主义认为，旨在既充分享受现代化的积极成果又要把代价降到最低限度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不具有合理性；批判现代化的后现代主义也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企图“鱼和熊掌兼得”，仅仅是一厢情愿。

比如说，西方式现代化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对自然的伤害，带来了生态危机和自然危机。如果造成这种危机的是现代化理念本身，是人类对工业文明的追求，是科学技术，是“生产逻辑”，那么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消除生态危机是不可能的。

我们研究西方绿色思潮的学者对这类观点非常熟悉。西方的生态主义者批判生态危机时，是与批判现代工业文明、科学技术、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理念，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现代化理念本身及科学技术，那么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是走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不可能的。在他们看来，中国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中国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关键还在于，找准阻碍人与自然共生的根本原因。

能够为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严格地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并不把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消极影响归结于现代化理念本身，而是强调社会制度、生产方式的作用，认为以利润为中心的生产方式促使现代化走向了反面，强调现代化理念与现代化过程中的消极作用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绝不像后现代主义者那样仅仅是“观念论”的批判，即马克思绝不仅仅是“观念的历史叙述”，而是开辟了“现实的历史叙述”。这种批判绝不是停留于观念的层次上，而是把矛头直指现代社会的存在论的根基，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深入到历史的本质的维度之中了。按照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现代性展现过程之所以导致了如此多的不良后果，问题不在于现代化的理念本身，不是由现代化的精神原则即理性带来的，笼统地把现代化的恶果归结于理性、知识、科学是不公平的，而应当追溯隐藏在所有这些背后的“物质”的动因。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也正视现代社会中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的“蜕化”，但并不认为这种“蜕化”是由理性本身所必然带来的，而是认为是理性背后更深层的社会原因导致理性的这种“蜕化”。

也就是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既然在现代化实现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负面效应并不是现代性逻辑所必然带来的，那么中国人民完全可以找出并逐步消除造成现代化走向反面的根源，从而在充分享受现代化的积极成果的同时，使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宗旨正在于此，这一道路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强有力支撑。中国人民有理由对这样一条道路充满理论自信；有理由对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充满信心。

实际上，只要放眼看一看中国所取得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成就，想一想取得如此成就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不抱成见和偏见，从西方生态主义的立场真正转到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对此是不难理解的。我们主要依靠的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依靠的是党和国家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价值立场。在这种生产方式和价值立场的支配下，科学、技术、工业化不是带来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而是用于维护环境。

中国人民对于自己选择的道路的自信不仅基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更基于实践的成功。现实生活是判定一条道路、一种选择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根本标准。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功，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全可以做到既充分获得现代化的积极成果又把代价降到最低限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原文链接：陈学明 ||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关键分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研讨”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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