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都提到了“历史主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历史主动性是一个重要范畴。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这一伟大创见，并在历史首创精神和革命策略灵活性两个方面赋予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列宁继承马克思关于历史主动性的思想，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加以发展，提出革命辩证法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正确处理革命性与现实性、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关系，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征程中展现出巨大的历史主动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深刻把握党的领导与人民主体、历史自觉与历史自信、统筹大局与自我革命、历史主动与历史规律等辩证统一关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动性思想，并作出新的时代表达。

关键词：历史主动性；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

党的二十大提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中国人民……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把党的历史经验作为正确判断形势、科学预见未来、把握历史主动的重要思想武器”。

不论是“把握历史主动”，还是焕发“历史主动精神”，都涉及一个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范畴，即历史主动性。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毛泽东、邓小平，再到习近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围绕历史主动性这一范畴作出过深刻思考和论述。想要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何以能够把握历史主动、焕发历史主动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视域下考察和把握历史主动性的思想之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逻辑。

一、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主动性的伟大创见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在书斋里坐而论道的思辨哲学家，而是把握真理并积极投身于国际工人运动的革命导师。“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这句名言既是马克思的人生信条，也是马克思主义极具标志性的理论品格。科学的理论本身并不能改变世界，历史的前进需要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人民推动。在资本主义社会，承担这一使命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改变旧世界，就在于他们不仅能够掌握科学的革命理论，还能以强烈的历史主动性将理论转化为改变现实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根本缺陷在于他们“看到了阶级的对立，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本身中的瓦解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主动性的伟大创见，构成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科学、从理论发展到现实社会政治运动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一点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所验证。

1871年3月，法国工人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并宣告巴黎公社成立。马克思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仅半个月后就写信给他的德国友人路德维希·库格曼，在信中高度赞扬巴黎工人，将他们称作“冲天的巴黎人”。马克思饱含热情地写道：“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在马克思看来，巴黎公社革命第一次实现了他自己二十年前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就已经明确提出的观点：真正的人民革命不能再停留在资产阶级内部“易手”官僚军事机器的层面，而“应该把它打碎”，因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只能在军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巴黎公社正是无产阶级发挥历史主动性建立这种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形式的伟大尝试。

综观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主动性的经典论述，可以发现其内涵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革命的战略层面，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首先体现为打破资产阶级革命定律，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历史首创精神”。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及其初稿中赞美巴黎是“具有历史首创精神的城市”，巴黎公社“放射着它的历史首创精神的炽烈的光芒”!马克思对“历史首创精神”有着长期的思考。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就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文章，批判德国腐朽的资产阶级“没有首创精神，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没有负起世界历史使命；活像一个受诅咒的老头，注定要糟蹋健壮人民的初次勃发的青春激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风烛残年的需求”。1853年6月，马克思又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文章，痛惜印度农民成为东方专制主义的驯服工具，头脑被局限在极小范围内，“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考虑到1848年欧洲革命后国际工人运动普遍陷入低潮的历史背景，再结合以上论述，可以感受到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焕发历史首创精神、推动革命浪潮的热切期盼。在马克思看来，发挥历史首创精神，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同时打破资产阶级革命定律，无疑是无产阶级历史主动性最重要的表现。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历史主动性与历史首创精神这两个概念本身就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另一方面，在革命策略层面，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体现为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自主选择革命时机与手段的灵活性。马克思一向高度关注工人运动的策略问题。1870年，由于普法战争下法国工人阶级正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连续发表两篇由马克思执笔的宣言，表达了反对法国工人起义的意见。马克思在第二篇宣言中甚至提出，在当前的危机中，企图推翻资产阶级新政府将是“绝望的蠢举”。历史证明，国际法国支部和巴黎工人并没有因此束手束脚，而是利用普法战争失败后法国资产阶级新政府统治的“虚弱期”果断发动起义，一举将其推翻。面对这一结果，马克思没有因法国支部“违背”国际的指导意见而批评乃至反对巴黎公社，反而赞美他们具有“何等的灵活性”，并且将其与“何等的历史主动性”相并列。可见，马克思充分肯定各国无产阶级在制定具体革命策略时要保持充分的灵活性，可以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自主地选择起义时机与手段，不必拘泥于上级组织的具体指导，而这同样是历史主动性的重要体现。正如恩格斯所说：“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尽管国际没有动一个手指去促使它诞生。”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灵活性与首创精神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二者共同构成了无产阶级历史主动性的一体两面。

在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具体实践中，马克思不仅关注西欧无产阶级所焕发的历史主动性，还非常重视俄国无产阶级历史主动性的萌芽。1869年9月，俄国民粹派经济学家丹尼尔逊为了给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三卷提供参考材料，将另一位民粹派经济学家恩·弗列罗夫斯基刚刚出版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寄给马克思。马克思看过之后非常重视书中对俄国工人阶级革命热情的描述。几个月后，马克思在回复第一国际俄国支部委员会委员的信中专门提及此书，并欣喜地表示：“这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发现。”在马克思看来，即便这本书从纯粹理论的观点来看“还不是完全无可非议的”（马克思并不认同弗列罗夫斯基的民粹主义观点），但俄国工人阶级蕴含的革命积极性，“为俄国争得了真正的荣誉，而且证明你们的国家也开始参加到我们这一世纪的共同运动中来了”。由此可见，马克思对俄国无产阶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历史主动性抱有很高期望。由此，也就涉及一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问题，即对于当时农奴制改革尚不足十年，资本主义经济刚刚起步，沙皇封建统治仍然十分严酷的俄国而言，难道不是应该首先发展资本主义，进而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么？马克思为什么会期待俄国出现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呢？

理解这个问题，需要到七年后（1877年）马克思写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那封最终并没有寄出的信中寻找答案。在这封信中，马克思给出了一个有前提的假设性结论，即如果俄国继续走其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不难看出，在马克思的设想中，落后的俄国本来可能拥有一个改变社会发展阶段的机会，但是如果没有革命的力量主动抓住这个机会，那么俄国显然将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发展，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痛苦将在俄国复制，最终走向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地步。换言之，想要打破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历史规律，俄国无产阶级必须主动地抓住那个“最好的机会”。遗憾的是，在马克思提出这一设想的时代，俄国的革命力量主要来自民粹派。作为空想社会主义与俄国农民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民粹派虽然一度展现出革命民主主义精神，试图通过农民革命促进俄国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但因为缺少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他们始终无法形成足够的现实力量，无法找到正确的道路。历史告诉我们，最终推动俄国无产阶级焕发历史主动性夺取革命胜利的，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

二、列宁对无产阶级历史主动性的实践与发展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欧洲的工人运动几经起伏，既有巴黎公社这样短暂的革命高潮，也有在革命低潮期的合法斗争。自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内逐渐出现了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思潮，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历史主动性被严重削弱。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列宁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坚决捍卫并大力促进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列宁晚年提出“革命的辩证法”思想，很大程度上就是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主动性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列宁领导夺取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更是将俄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精神转化为现实革命运动的光辉典范。

纵观列宁的思想史，可以发现他很早就表现出对马克思有关思想的关注。当俄国1905年革命转入低潮后，列宁发现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开始出现一种庸俗化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市侩观念”。一旦革命遭遇危机，持这种观念的人就开始怀疑无产阶级对于革命的领导作用。他们机械地理解唯物史观，认为俄国现阶段反对沙皇统治的革命力量主要来自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只需要承担次要的、附属的任务。为了纠正这种错误观念，列宁专门组织人翻译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新时代》周刊上发表的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书信中蕴含的理论思想对于俄国工人运动而言十分重要。在为这本1907年出版于彼得堡的《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所写的序中，列宁明确表示，尽管马克思在巴黎公社起义半年前还曾警告法国工人实行起义是“蠢举”，但当起义真正发生后，马克思则以最大的热情讴歌英勇的巴黎人。究其原因，就在于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历史主动性的“竭力推崇”。列宁指出，当看到人民群众的运动已经起来，马克思没有像普列汉诺夫在俄国1905年革命期间那样置身事外地说风凉话，而是“以参加者的态度，对这个标志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前进一大步的伟大事变表示莫大的关切”。列宁鼓励俄国革命者向马克思学习，从革命的工人和农民身上发现这种历史主动性，每个党员和工人都应该把马克思赞美巴黎工人历史主动性的论述当作座右铭。

十年后，列宁在1917年初为写作《国家与革命》而准备的读书笔记《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中，再次摘录马克思写给库格曼信中的重点段落，并在一旁写下这样的批注：“而马克思对巴黎公社感到高兴的是什么呢？这些巴黎人的灵活性，历史主动性，自我牺牲精神。（同上）‘冲天的巴黎人’。”列宁还专门在“主动性”下面作出着重标记，并打上方框提醒自己注意。结合思想史与革命史来看，列宁两次特别关注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第一次是在俄国革命陷入低潮之际（1905年革命后），第二次则是在革命进入高潮前夕（1917年二月革命前）。这种巧合显然不是偶然的，而是反映了列宁对革命经验、规律深刻而辩证的思考：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正是俄国革命者在促进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上还存在不足；而当群众的革命热情在1917年再次高涨时，布尔什维克必须充分激发自身以及革命群众的历史主动性，才有机会夺取革命胜利。

列宁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仅继承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主动性的思想，还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加以丰富和发展。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国际的很多领袖纷纷放弃阶级斗争，转而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对外战争。而列宁则批判考茨基等人的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并根据战争形势，创造性地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后来，列宁又通过深刻分析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政治经济局势，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一国胜利论”。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列宁看到“俄国正在沸腾”后果断回国，亲身投入争取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之中。随着七月事变和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相继发生，列宁敏锐地判断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一方面，“现在人民的大多数已经跟我们走了”；另一方面，在反动力量的日益逼近下，“现在拖延起义确实等于自取灭亡”。布尔什维克领导俄国无产阶级以巨大的历史主动性发动了十月革命，“充分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能动性”。

如前文所述，马克思分别从首创精神和灵活性两个方面阐释了无产阶级历史主动性的重要内涵。对此，列宁也有深刻的理解、正确的阐释和实际的运用。

其一，关于群众的首创精神。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都不同，就在于能够将理论的科学性与实践的革命性结合起来，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而且，列宁并没有将首创精神这一概念局限在革命范畴，而是将其延伸到社会主义建设领域，这无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主动性的思想。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更是多次号召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要善于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1919年春季，列宁高度赞美莫斯科—喀山铁路员工发起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称其为体现了工人阶级首创精神的“伟大的创举”；1920年10月，列宁鼓励共青团成为一支“处处都表现出主动性和首创精神的突击队”；到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还在《论粮食税》中，鼓励各地干部群众应当“发挥独立的、熟悉情况的、巧妙的首创精神”，在经济工作中树立榜样，发挥模范作用。

其二，关于革命策略的灵活性。与马克思认为各国无产阶级要在革命运动中保持灵活性的主张相一致，列宁革命辩证法思想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主张制定灵活的革命策略。正如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所说：“一切国家的一切共产党人要普遍而彻底地认识到必须使自己的策略具有最大的灵活性。”在列宁看来，在革命运动中采取灵活的策略，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际运用。列宁常常强调要把握“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要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说的也是要以辩证思维保持灵活性的问题。历史证明，相比于各西欧国家的共产党，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对革命策略的灵活性无疑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和更准确的把握。列宁在晚年进一步发展了这方面的认识，在马克思观点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在革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思考与运用，最终将其总结为《论我国革命》中的经典表述：“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

之所以说列宁的革命辩证法思想是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主动性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就是因为它在微观层面强调不能固守教条，要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任务的不同，灵活制定革命策略；在社会发展的宏观层面则强调历史首创精神，即“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由此可见，列宁的革命辩证法思想，处处彰显着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主动性思想的光辉，是这一思想发展到“列宁阶段”的集中体现。

三、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中体现的历史主动性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征程中，不仅焕发出了巨大的历史主动性，还通过实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动性思想，实现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

在思想继承方面，通过思想史考察可知，毛泽东1936年在延安思考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就曾经提出：“马克思说的武装起义之后一刻也不应该停止进攻，这是说乘敌不备而突然起义的群众，应该不让反动的统治者有保守政权或恢复政权的机会。”从文本角度来看，毛泽东在这里提到马克思的有关观点，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所说的，巴黎起义军在敌人逃出巴黎时本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却“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错过了”。可见，毛泽东很可能或直接或间接地读到过马克思写给库格曼的这封信，至少对其核心思想有所了解。而且不难看出，在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首创精神方面，毛泽东主张不要坐失革命良机的观点，其实质内涵与马克思是高度一致的。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列宁关于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思想，并将中国共产党经过多年探索形成的整风这一工作方法论的理论基础，归于列宁承认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有关思想。

在实践运用方面，毛泽东同列宁一样十分重视革命斗争中目的与手段、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辩证关系的处理问题。1945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的报告中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在组建第一国际时曾为了团结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群众，而同无政府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有过合作。毛泽东举这个例子的目的在于告诫全党同志要既要有理想主义，也要有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的原则性与现实主义的灵活性要统一起来，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现实主义”。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强调，坚定的原则性与必要的灵活性之间并不矛盾，灵活性是为了实现原则性。毛泽东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思想，不仅来自对马克思、列宁有关思想的继承，也来自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既是党能够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壮大的理论总结，也是指导中国革命最终走向胜利的思想法宝。历史证明，在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一举夺取了中国革命的完全胜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的历史主动性。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更是创造性地将革命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与进步的民主党派积极合作，探索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实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对于如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把握历史主动、如何处理原则性和灵活性关系的认识更趋深入。1954年6月，毛泽东在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时提到，宪法草案之所以得到了各界人士的拥护，其核心原因就在于既总结了经验，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这一方法论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是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天早晨一切都实行社会主义呢？这样形式上很革命，但是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在1957年第二次访问苏联期间，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讲，辩证法应该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对毛泽东影响颇深，毛泽东在阐释辩证法时常常会引用列宁《辩证法的要素》《谈谈辩证法问题》等著作中的经典论述，也多次强调“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一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总的来说，毛泽东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历史主动性”这个概念，但他对把握革命时机、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以及原则性与灵活性等一系列问题的深刻认识，其中始终贯穿着历史主动性思想的核心观点。更为重要的是，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了从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终于实现了掌握自身命运和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历史主动。

“文革”结束后，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关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党和国家命运的伟大历史转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幕由此徐徐拉开。作为推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人再次焕发历史主动性的集中体现。然而，在改革开放初期，那种将社会主义等同于苏联模式计划经济体制的认识，一度极大制约了改革的力度和速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诚然，这种对旧认知模式的打破不免会引起一些人的不解和非议。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全新的历史创举都要遭到被误解的命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灵不灵，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实践来检验。在基层实践层面，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18农户在1978年签下“生死契约”，以“敢想敢干，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探索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的改革。小岗村“大包干”改革取得的成功很快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中央随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发挥了集体优越性和个人积极性，其推行大大解放了中国农村的生产力，为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奠定了基础。198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回顾改革开放史，诸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打破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僵化、教条的理解，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次重大创新，体现了首创精神和灵活性。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创举。”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指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做到了将坚持党的领导与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结合。”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到以小岗村为典型代表的人民群众，在思想解放的促进下，其焕发的历史主动精神最终形成了磅礴的历史伟力，推动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壮丽事业。换言之，如果没有这种把握历史主动的“闯”和“冒”的精神，“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决议》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奋斗成就的评价中，“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被置于非常突出的位置。在思想理论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动性思想之间有着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主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在继承性方面，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样，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注重工人阶级的历史主动性。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在2013年4月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上强调，必须充分焕发我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主动精神。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提出要“保持历史耐心”，也就是要始终从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这同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所讲的要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制定灵活策略的思想，是高度一致的。在发展性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动性思想作出新的时代表达，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通过考察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论述，笔者认为这种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组辩证统一关系上。

一是党的领导与人民主体相统一。综合党的二十大报告、《决议》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等文本可以发现，在有关“历史主动精神”“把握历史主动”的具体表述中，其主语是有时是中国共产党，有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有时则是中国人民。可见，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共同构成了历史主动性的现实主体。党既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又要激发全党上下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全面领导的作用。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党的领导与人民主体在历史主动这一范畴上所体现出的辩证统一，实际上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思想的集中反映。

二是统筹大局与自我革命相统一。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过程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精神也体现在内外两个维度上：对内层面上，则主要体现为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具有正视和改正自身错误的优良传统。毛泽东说：“我们必须有‘承认错误并且改正错误’的这样一条原则。”邓小平强调：“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习近平总书记则创造性地将其总结为党的自我革命，并明确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对于“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这一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被长期追问的命题，毛泽东曾在延安给出“人民监督政府”的答案，而坚持自我革命，则是中国共产党给出的“第二个答案”。“第二个答案”既是新时代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重要内容，也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精神。对外层面上，主要体现为统筹把握“两个大局”，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体来说，既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赢得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战略主动权，又要“把握新的伟大斗争的历史特点，抓住和用好历史机遇，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

三是历史主动与历史自觉、历史自信相统一。党的二十大报告在突出强调历史主动的同时提到了历史自觉与历史自信：报告开篇就要求全党同志坚持“三个务必”，“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在总结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时则指出，中国人民正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从内在逻辑上看，焕发历史自觉是把握历史主动的思想前提，把握历史主动则是收获历史自信的实践基础。一方面，党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形成历史自觉，才能领导人民发挥历史主动精神，这也正是列宁在《怎么办？》中所说的，革命的先锋队想要有力地领导群众，“就要不断地大力提高我们的自觉性、首创精神和毅力”；另一方面，党和人民只有把握历史主动，取得历史成就，才有条件收获历史自信，进而促进生成新的历史自觉。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来源于对奋斗成就的自信。《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想解决”“想办”体现了历史自觉，“解决”“办成”则体现出对历史主动的把握，而这种解难题、办大事的实践成就又将进一步构成坚定历史自信的底气所在。由此，历史自觉、历史主动和历史自信形成了彼此促进的“正反馈”机制，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层面的有机统一。

四是把握历史主动与把握历史规律相统一。“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从19世纪的欧洲工人阶级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想要在不同的时代中把握历史主动，首先要基于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历史主动精神强调党在面对历史机遇时要充分发挥自身以及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违背客观规律，单纯靠调动主观能动性来实现超越历史阶段的目标。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可以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反复证明了这条真理。把握历史主动要以把握历史规律为前提，但遵循历史规律也绝不意味着放弃历史主动，二者统一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之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把握好二者的辩证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

当前，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面临更多“险滩”和“硬骨头”。想要破解这些难题，就必须在党的创新理论的指引下，进一步焕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源源不断注入新的动力。

五、结 语

历史主动性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无产阶级历史主动性的问题。马克思从巴黎公社的起义工人身上看到无产阶级蕴藏着巨大的历史主动性，并从历史首创精神和革命策略灵活性两个层面赋予其丰富内涵。列宁高度重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主动性的思想，并在革命运动中领导俄国无产阶级焕发历史主动性，一举夺取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类社会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晚年提出“革命的辩证法”思想，并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革命辩证法思想在宏观层面侧重于强调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普遍性是以特殊性为前提的，在微观层面则注重以辩证的、灵活的方法制定革命策略，实现了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主动性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主动性的论述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征程中，继承并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动性思想，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历史成就。不论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不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打破教条、敢为人先的历史首创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焕发历史主动精神，牢牢把握历史主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主动性思想的时代内涵，使得历史主动与历史自觉、历史自信等范畴实现有机结合，作出新的时代表达，突出体现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视域下历史主动性思想的理论之脉及其发展逻辑，有助于我们在新时代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为民族复兴和强国建设凝聚更为强大的精神和现实力量。

（耿仁杰，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助理教授，研究员）

原文链接：耿仁杰 |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视域下的历史主动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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