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意义在于其具有特色鲜明的时代表征与理论品质，构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环境治国理政方略。其实践意义则在于，推动国家生态环境公共政策体系重建，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促进社会整体制度框架的生态化重构，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其他“四大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引领社会公众主体观念行为的绿色重塑，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时代表征 理论品格 理论贡献 实践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与实践遵循，并发展成为一个有着明确的理论议题回应、完整的理论体系意涵和清晰的理论构建逻辑的系统整体。全面和准确地阐释它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对于我们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重大历史意义，持续深入推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都是十分必要的。

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

概括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意义或价值的方法有许多，但最为直接的路径是阐明它作为一种话语理论体系（“思想”）的主要质性与特征。依此而论，我们可以分别从“时代表征”“理论品格”和“理论贡献”这三个层面来加以归纳论述。

首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时代表征意义是指，基于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阶段性变化的辩证分析，它科学回答了为什么和如何“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新时代之问”。

时代理论和社会矛盾分析是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要内容。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或论断，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分析方法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性质及其未来发展定位的重大而科学的研判，构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思想逻辑基础。基于此，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了并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构想及“三步走”战略。在综合分析国内国际条件和我国发展条件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P28-29)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两个阶段”与之前的“三步走”战略的时代背景与目标任务有了诸多重大变化，其中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重大转变，随着社会生产力总体水平的显著提高，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我们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2]而正是在顺应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转变的意义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为什么建设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解答。概言之，“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统领性要求，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在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不断扩大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也就是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表征或彰显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特征，即“绿色发展”或“生态现代化”的新要求。

其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具有丰富完整的体系性意涵，还有着自己特色鲜明的理论品格。具体来说，这些理论品格中尤为突出的是如下三个：主体性、科学性和大众性。

第一，主体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取向，清晰地展示了聚焦于当今中国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应对的中国视角、中国观点和中国方案，因而体现为一种关于当代人类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议题的主体性的问题意识与理论表达。[3]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逐渐凸显的生态环境问题的认知及其应对，我们经历了一个从相对被动到渐趋自觉的历史过程，直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确立，我们真正实现了在当代生态环境问题上的中国视角、中国观点与中国方案的内在统一。总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与确立表明，中国已经逐渐成为促进全球生态环境危机解决的重要一部分，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从中国参与走向中国引领”。

第二，科学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性在于，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政府、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如下三个方面客观规律的不断提高的科学认识：人类文明社会条件下生态环境演进的规律（自然与生态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均衡全面发展的规律（经济与社会规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环境治国理政的规律（政治与执政规律）。

对于如何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宏大视野来看待生态环境保护与善治的重要性，习近平关于“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重要论断，应该说是一个经典性的概括。其“生态文明史观”意蕴在于，人类文明社会条件下的各种经济社会发展活动，必须自觉意识到并遵循自然生态构成要素的极限约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而不能超越这些极限约束或违背这些内在规律。对于如何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均衡全面发展，习近平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系列重要论述，其核心内容都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切实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对立统一关系。因而可以说，无论是“两山论”的辩证理解还是对“五位一体”“五大新发展理念”的整体性考量，都同时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识论与发展观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现实运用、经验总结与时代拓展。而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从政治意识形态和治国理政方略的层面不断提升自己的执政本领与水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构成了继毛泽东改善环境勤俭节约思想、邓小平环境保护基本国策思想、江泽民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和胡锦涛建设“两型”社会思想之后的又一个系统完整的理论形态和国家重大战略。可以说，这些重要思想不仅分别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改革开放40多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和建党百年等不同时空视域下的党和政府绿色执政水平，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我们国家与社会在各个时代所达到的生态文明高度或历史自觉。

第三，大众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阐述，时常使用的是结合中国传统或当代生态文化叙事的大众化通俗性语言，尤其是精彩纷呈的“金句箴言”式表述和古典哲语诗词借用，因而其思想背后是更加生动可感的理论阐述与大众传播效果。就前者而言，从迄今为止关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权威性文献来看，无论是党的十七大报告、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是《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等，其共同特点都是着力于阐明我国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目标、方针原则和实施方略。由此也就可以理解，这一思想或理论可以转化为具有实操性的战略部署与政策要求，相应地，非常适合全社会成员主体的阅读与理解。就后者来说，无论是当今中国普通百姓都耳熟能详的“近人平语”，还是习近平在重大国际场合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所提出的系列政策主张倡议，其话语最大特色就是可以让更多的人更好地理解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国家重大战略和促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这一中国倡议的目标内容。

作为一个独立话语理论体系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可以从如下三个理论维度来理解与把握：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环境治国理政方略。相应地，对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价值或贡献，也可以从这三个层面来加以概括。

对于第一个层面，经过多年来的持续性努力，源自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或图谱，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则代表着这一理论体系或图谱中的当代中国部分，并且是具有重大理论原创性和时代突破性的部分。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涵盖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等。而就其核心内容而言，包括两个密切关联的侧面，即批判性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条件下为什么必然会造成，而且不会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并科学阐明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制度变革为什么能够，又如何切实推进生态环境问题深层成因的克服。

在这方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特质或贡献就在于，它所引领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在本质上是一种历史性综合和超越。其综合性在于，它同时是对于社会主义和生态主义理想与原则的自觉坚持和融合。即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框架下，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生态可持续性原则的内在统一、相互促进，既尽量以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方式方法来应对处置生态环境问题，也尽可能使生态环境问题的应对处置成为社会公平正义原则不断得以实现与扩展的渠道。因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及其实践，并不是否定社会生产力和物质文化财富的高度发展，而是明确认识到生态自然的极限——“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或“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是对这一新认知的初步概括或表达。

对于第二个层面，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围绕着“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基本方略”作了全面系统阐述。因而，它所体现或凝结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以崭新视野对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化认识与重大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与集体智慧的时代结晶。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这样一个一脉相承的宏大语境和伟大事业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占据了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性地位，成为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则构成了这一新思想体系中的一个独特而“靓丽”的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其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阐明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方略之一，或者说，“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绝不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与基本目标意义上的任何改变，但也的确要求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以全新的思维与战略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努力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这不仅需要全社会引入与践行包括生态哲学伦理在内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知识，“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1](P50)而且需要全国上下坚决贯彻落实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和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等重大战略举措。其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阶段性跃迁的绿色维度或生态意涵。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九大报告关于“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明确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分三阶段（2017—2050）大力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路线图设计，不仅关系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2050年前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而且本身就意味或表征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某种程度的阶段性跃迁，并将决定着21世纪中叶之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立足于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高水平现代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渐次提升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其实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不同侧面。由此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在于“绿色”，而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只能是绿色的。其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本身是一个包含着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维度的综合性理论体系。“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就决定了，生态环境保护公共治理目标的实现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推进，离不开从经济政治到科技文化的全方位驱动，而这些政策领域中生态文明理念与原则的不断深入渗透，也会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变革成效。总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安全政策及其制度化本身，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实践整体的有机构成部分，并不能将其截然分开。

对于第三个层面，无论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是标志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式确立的习近平2018年5月18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都可以理解为一种关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与环境治国理政方略的前所未有的系统性阐述。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于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能力与自身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其一，正如党的十八大修改后的党章所明确规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或者说，中国共产党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领导力量。这意味着，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与总体目标和新“三步走”（2017—2050）的战略蓝图，到全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案和重大战略部署，其制定实施与现实推动都需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政府的坚强领导与有序组织。所以不难理解，习近平曾在讲话中强调的“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并特别指出，“各地区各部门……坚决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2]其二，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强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同时，还特别指出了“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极端重要性。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对于全面领导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的担当，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全党上下不断革新与提升的“总揽全局、协调四方的能力”，取决于全党上下持续“全面增强执政本领”的能力。[1](P20-21)

概言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贡献就在于，它基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大大丰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时代意涵，尤其是如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原则与生态可持续性考量的内在结合和相互促进；它坚实构筑起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实践的重要内容，从而使之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与文化体系中享有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节点地位；它实质性革新完善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环境治国理政方略，从而可以更加自信与富有成效地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框架下的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推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科学理解与诠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意义的前提，是准确框定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范围视域，进而明确它与作为一种话语理论体系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我们可以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界定为一个生态环境公共政策体系重建、社会整体制度框架生态化重构和社会公众主体观念行为绿色重塑等三重意义上的社会生态转型的过程，而在这三个层面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都发挥着重要的指引与推动作用。

第一，推动国家生态环境公共政策体系重建，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执政党及其领导下政府所承担的公共管理（服务）职能视角来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或广义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议题领域的首要任务，是逐步构建起一个与国家经济社会现代化程度相适应的生态环境公共政策体系。应该说，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生态环境公共政策及其实施已经走过了一个从无到有并且逐步体系化、专业化和法治化的发展过程。党的十八大报告、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习近平2018年5月18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在充分肯定过去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的同时，反复强调的是“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也正因为如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和美丽中国目标，成为党和政府议事日程上越来越重要的公共治理议题，甚至有学者称之为名副其实的“国之大者”。然而，由于生态环境公共政策及其落实或公共管理过程存在议题化、碎片化或部门化的问题，突出表现为末端（政策）治理、点源（政策）治理和多头（政策）治理。结果是，尽管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生态环境公共政策资源包括财政投入的倍数增加，生态环境整体本身的质量并未得到预期改善。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于我国生态环境公共政策体系的重建具有重要的实践推动意义。一方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本身就包含着一个十分明确的政策与制度维度。概言之，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分别阐述的“四大战略部署及任务总要求”，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生态文明体制“四项改革任务”到2015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所提出的“八大制度”（“四梁八柱”）建设，再到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提出的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所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的近期总体要求，其实质就是逐渐勾勒出了一个完整系统的国家生态环境公共政策体系或现代化的公共管理框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一体系或框架本身就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它的不断改革重建过程也就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贯彻落实过程。

另一方面，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系列重要讲话或批示，通过反复强调形势的严峻性、政策举措落实的重要性、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关键作用，实质性推动着我国生态环境公共政策体系重建的目标与进程。这方面的最典型例子就是习近平对于腾格里沙漠污染、祁连山生态保护区生态环境破坏和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等严重违法违规事件的高度关注与督办查处，从而对全国生态环境公共政策体系的改革重建与有效运转产生了重要指导督促效果。甚至可以认为，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尤其是其中的第三和第四部分就是，强调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实现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国家重大战略高度与意义。

第二，促进社会整体制度框架的生态化重构，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其他“四大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无疑，广义的“生态环境公共政策体系”本身，也是一个极其庞杂的政策决策及其落实系统。但是，“生态文明及其建设”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治国理政或公共管理实践，又明显不同于“生态环境公共政策体系”。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及其实施会关涉或触及更多的经济社会文化管理部门及其制度体系，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意义上的变革成果也必然会引致经济社会文化管理部门及其制度体系层面上的更大改变。就此而言，生态文明可以界定为人类社会化生存生活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共生的美好（理想）状态，但生态文明建设本身其实是一个充满着不确定性甚至矛盾冲突的过程。不仅如此，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还必须时常面对不同生态环境目标之间和生态环境目标与经济社会文化目标之间的张力冲突。总之，与边界相对清晰的“生态环境公共政策”相比，从事生态文明建设往往是不能“就事论事”的，而更多是要在制度性改变或调整中寻找一个合理的平衡点。

因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意义的一个重要体现就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制度体系框架的生态化重构（改革）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制构建的系统化构想。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明确阐述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其核心是“一体”，正是“一体”的至上性重新框定了“五位”对于整体而言的各自性质和特征。就生态文明建设而言，正是它和其他“四大建设”的整体性关系重塑了这一整体的性质和它自身。基于此，党的十八大报告初步勾勒了一个由多层面多领域重要制度构成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而党的十九大报告则着重强调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逐次实现“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生态文明全面提升”等阶段性目标所需要的立体化制度体系。[1](P50-52)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首次提出了“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的明确要求，即由“生态文化体系”“生态经济体系”“（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责任体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安全体系”等组成的“五大体系”。[2]

除此之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推动意义还在于它不仅是关于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制度体系框架的生态化重构（改革）的理念原则和愿景构想，还提出了或蕴含着如何使这些理念原则制度化和促进这些愿景构想实现的重大战略举措。可以说，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党的十九大报告所阐述的“四大战略部署及任务总要求”，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第三部分所阐述的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六大政策举措”，都既是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战略决策，也是切实推进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制度体系框架生态化重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制构建的重要进路。

第三，引领社会公众主体观念行为的绿色重塑，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无论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的贯彻实施主体还是从生态文明制度体制的变革动力的角度来看，社会公众主体观念行为的绿色重构都是至关重要的或根本性的。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生态新人”或“生态文明主体”的塑造和培育，也就不会有“生态社会”或“生态文明社会”的真正形成。

必须承认，我国整体上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的生态文明建设，还同时面临着如何使广大人民群众成为生态文明生活理念的主动践行者和生态文明绿色变革的积极参与者的挑战。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但最根本性的有如下两个。其一，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得到大力发展，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说对大众生活渗透较为广泛，生态文明生活理念的传播与践行受到影响。其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阶段性和不充分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公众对于生态环境变革作用的有效发挥。

因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意义的重要体现就在于，它同时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系统阐释、价值引领和现实推动。就理论阐释而言，党的十七大报告在阐述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政策要求之后专门强调了“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4](P39、41)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具体阐述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为核心的生态文明理念的同时，特别强调了“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的重要性，要求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党的十九大报告分别阐述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1](P51、52)等方面努力的重要性，具有更强烈的民主参与政治意涵；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则明确提出“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展现了清晰的以人民为中心或生态（文明）民主指向。[2]总之，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对于公众个体来说绝不仅仅意味着更高水平的生态环境质量、更丰富的优质生态产品供给和更可靠的生态环境权益保障，还意味着基于更清醒的理论自觉和公民意识自觉的责任担当，也就是习近平所指出的，“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没有哪个人是旁观者、局外人、批评家，谁也不能只说不做、置身事外。”[2]换言之，这里的关键词不是“公民权利”，而是“公民责任（义务）”，不是“生态知识”，而是“绿色行动”。也正是着眼于培育社会公众的公民生态责任和绿色行动意识，习近平连年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并多次强调，“全民义务植树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让大家都树立生态文明的意识，形成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共识和合力……既要懂道理，又要做道理的践行者”，“生态文明建设同每个人息息相关，每个人都应该做践行者、推动者”。[5](P121、122)

就价值引领而言，尤为重要的是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多次强调和阐发。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生态文明建设阐述的第八部分以“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结束，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生态文明建设阐述的第九部分则在结尾段落再次强调了“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此外，党的十八大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部分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6](P14)这样一种清晰措辞不仅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或宣示意义，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文化价值与方法论意义。因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实质性意涵并不是关于生态文明的一些社会主义抽象理念或笼统制度规定，而是对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目标及其战略进路选择的社会主义政治取向，而只有在广大人民群众充分理解这一政治取向的重要性并自觉坚持与推进这一政治取向时，“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才会得到切实贯彻落实，而以之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才能得以切实推进。

就现实推动来说，主要体现在政策激励、制度促进和执政党建设等方面。政策激励的典型例子是生态环境部2015年发布的《关于加快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的实施意见》。应该说，其中的很多措施都涉及了公众个体的生活方式和风格层面，而且也显然不是短期内就可以取得实质性成效的问题。制度促进的实例既可以是2015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所提出的“八大制度”建设，也可以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生态环境立法与司法制度改革，比如2020年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和新通过的《生物安全法》。如果说由“八大制度”建设与完善所搭建起来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正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人们衣食住行现代生活习惯中的方方面面，那么，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生物安全与野生动物保护立法改革，则将会对传统意义上的动植物资源利用方式和未来生态多样性保护带来重大影响，从而实质性重构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执政党建设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旗帜下所实现的自身领导能力的重大提升，逐渐将生态环境领域所面临着的严重政治风险和治国理政绩效考验转化为制度创新能力与社会政治动员引领能力的综合锻炼。可以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系统阐述、各种形式的生态文明示范区试验区实践探索、正在迅速得到改善的城乡生态环境质量与越来越专业化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都在使得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形象变得真实而丰满——不仅可以用生态环境治理上的切实成效来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也可以借助社会主义制度与法治来促进生态环境问题的更有效治理与预防。

三、简要结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首先是关于实践、面向实践和改变实践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理论概括和行动指引。因而，我们不能脱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鲜活生动的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及其成效，而仅仅把它作为一种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学派来理解或评判。甚至可以说，真正能够显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逻辑力量和深刻价值的，恰恰是它对于依然根深蒂固的世界经济社会体系及其运行逻辑的挑战与突破的潜能，而不只是作为一种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与阐释逻辑自洽性——尤其是对于各种社会生态转型或绿色变革理论而言，涵盖尽可能广泛民众的社会政治动员和切实有效的生产生活方式层面上的改变是更为重要的检验。当然，作为一种思想话语体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又不同于实践本身。这意味着，一方面，它并不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尤其是政策举措层面上的多样化探索尝试的简单反映和记录，另一方面，它所设想的未来美好愿景和所提出的制度构想倡议的实现，既需要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持之以恒的艰苦奋斗，也需要一些必要的国内经济社会文化制度条件与国际外部环境条件。

综上所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广义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或生态文明建设议题的理论思考及其政策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集中体现或反映的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如何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从思想、法律、体制、组织、作风上全面发力，从而使得全党全国推动绿色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也就系统而深刻地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什么以及如何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新时代生态环境治国理政方略，也是当代中国的和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理论。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 习近平. 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J].求是，2019，（3）.

[3] 董宝兰，张文学. 主体研究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过程中的运用[J].领导科学论坛，2020，（17）.

[4]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6] 中国共产党章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作者：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郇庆治）

原文链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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