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郑姗姗，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讲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王浦劬，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摘要与关键词
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是新时代国家治理总体目标的重要构成，也是公众政府满意与政府绩效的测度标尺。既有研究多就特定领域安全感与政府信任的相关关系展开，忽略了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关联关系的结构性。本文基于对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的理论分析，厘定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结构性相关的逻辑框架，运用四市六区23个城乡社区的居民抽样调查数据，通过线性回归与分位数回归双重校检，确认了公众安全感对政府信任对象、品质和结构的积极影响；部分证实了公众安全感各维度与政府信任各面向的结构性关联关系。研究结果为准确把握公众安全与政府信任关联关系提供了启迪。
关键词：公众安全感；政府信任；线性回归；分位数回归
一、问题的提出
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公众安全感是人民群众对国家和社会安全的心理感受和主体评价。新时代党和国家对人民群众安全感的重视和强调，是基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要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动员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汇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力量，夯实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而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则是公众对于政府公信力的确认，体现着政府的合法性，进而现实地影响着政府的制度权威和政策效能。
公众安全感和政府信任是政府与公民关系中的重要变量，准确把握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的关系，是深刻理解政治稳定与国家治理辩证关系的枢纽，也是厚植党的执政基础、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既有研究指出，公众的安全感越高，其政府信任越巩固。然而，公众安全感和政府信任都是内涵丰满、结构丰富的综合性概念，这就要求充分关照多领域公众安全感和政府信任各面向，从而更加细致准确地揭示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的相关关系。为此，本文基于线性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检测和验证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的结构性关联关系。期望通过深入的实证研究，直观呈现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的内在关联，为厚植党的执政基础、提升政府公信力和治理效能提供学理支撑和启迪。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基本概念
1.公众安全感。
安全感是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的非物质力量。关于安全感的既有研究指出，安全感受个体安全容忍、风险认知，自然环境状况和社会发展质量等多重因素影响，是公众对特定时期自身权利和利益不遭受侵害并得到保护的综合判断，是特定时空下社会治安、社会秩序破坏力与制控力对冲与平衡的结果，是当期安全需要满足和安全信心培育符合安全预期的程度。据此，本文所指称的安全感，是公众对特定时期社会各领域安全治理绩效的心理感知与主体评价，是个体与整体、事实与认知、主观与客观辩证作用的综合反映。
2.政府信任。
关于政府信任的内涵，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政府信任是公众对政治领袖、政党、政府、法院等国家机构的认可程度；有学者认为，政府信任是公众对政府能力、执政善意和治理公正的肯定态度；还有学者认为，政府信任是公众对政府公共政策的满意水平。笔者认为，在一般意义上，政府信任是公众在与政府互动中形成的，对政府正确履行职能，实现、保护和促进公共利益的肯定态度和整体信心，是政府落实公共治理职能、达成治理目标的社会心理基础。为此，本文所指称的政府信任，具体包括政府对象信任、政府品质信任和政府信任结构三重面向。其中，政府对象信任包括公众对政府组织和公职人员的信任，政府组织指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公职人员指警察、法官、党政干部；政府品质信任包括政府动机和能力信任，政府动机指中央、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服务于公共利益，政府能力指公职人员胜任本职工作、政府能够主持公道；政府信任结构包括公众对央、地政府的信任差异，对各层级政府的信任差异。
（二）研究综述与假设
既有研究主要围绕特定领域安全感与政府信任的相关关系展开。一是关于经济质量与政府信任的相关性。有研究指出，个体和家庭经济安全感分别与政府组织和政治家信任正相关，包括增长、赤字、失业和通货膨胀在内的宏观经济历时性波动显著影响公众的政府机构信任。有研究显示，经济危机是政府机构信任显著下降的重要原因。还有研究发现，宏观经济运行质量、个体主观经济安全感知显著影响公众的政府组织和政治领袖信任。二是关于治安状况与政府信任的相关性。严洁等分析指出，公众的治安安全感通过治安工作满意度间接治影响警察信任。杜恩等分析发现，公众的治安安全感与乡镇党委、政府信任显著正相关，公众感知治安状况越佳，基层政府信任度越高。三是关于环境安全与政府信任的相关性。有学者研究发现，环境安全感与政府信任的变动趋势具有一致性。有学者分析指出，居民对居住地和所在城市的环境安全评价越高，对政府维护环境安全的信心越强烈，其通过非正式参与表达政府不信任的可能性越低。有学者的研究显示，公众环境安全感越低，其对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的信任度越低。还有学者的分析表明，公众的空气污染评价与政府信任负相关，且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程度高于中央政府。
在食品安全领域，Heewon Cha等研究发现，食品不安全感与政府组织信任负相关。韩广华等分析指出，食品安全感与包括政府品格和施政信誉在内的政府能力信任评价正相关。马琳的分析显示，公众的食品安全评价与政府组织信任显著正相关。而在公共卫生领域，有研究表明，卫生安全感显著影响公众对政治领袖、政府能力和公共卫生政策的信任。有研究发现，卫生安全感的改善与中央、地方政府机构信任水平提升具有内在一致性。
综合来看，既有研究围绕公众对具体领域安全感的评价与政府组织、政治领袖和政府能力信任的相关性展开，初步验证了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的相关关系，在不同程度上为理解特定领域安全治理及其与政府信任特定面向的关联关系提供了有效解释，但并未形成揭示两者关系的系统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公众安全感、政府信任、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相关关系既有成果，本文建构包括治安安全、食品安全、医疗卫生安全、环境安全、财产安全和安全建设在内的公众安全感指标体系，厘定政府信任的主要面向和整体框架，进而对其关联关系进行验证性分析。本文假设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间具有结构性相关关系，即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品质、对象和结构间存在具有统计意义的相关关系；同时，公众安全感各维度与政府信任三重面向存在具有统计意义的相关关系。具体假设如下：
假设H1：公众安全感及其各维度与政府信任的对象正相关；
假设1：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对象正相关；
假设1a：公众安全感各维度与政府信任对象正相关；
假设1b：公众安全感各维度与政府组织信任正相关；
假设1c：公众安全感各维度与公职人员信任正相关。
假设H2：公众安全感及其各维度与政府信任的品质正相关；
假设2：公众安全感与政府品质信任正相关；
假设2a：公众安全感各维度与政府品质信任正相关；
假设2b：公众安全感各维度与政府动机信任正相关；
假设2c：公众安全感各维度与政府能力信任正相关。
假设H3：公众安全感及其各维度与政府信任结构负相关；
假设3：公众安全感与差序、整体和地方政府信任层级差负相关；
假设3a：公众安全感各维度与差序政府信任负相关；
假设3b：公众安全感各维度与地方政府信任层级差负相关；
假设3c：公众安全感各维度与整体政府信任层级差负相关。
三、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源自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政府质量课题组和社区治理课题组。按照《城市排名2021》发布的统计数据，从综合经济实力和行政区划来看，四城市分别属于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地级市。2019年至2020年，课题组对四市六区23个城乡社区的居民进行随机抽样调查，样本对象选取在社区居住六个月及以上的成年居民。问卷累计发放1800份，总计回收1477份，总回收率82.1%，有效回收1396份，有效回收率77.6%。在课题组既有数据库基础上，本研究选定年龄在18-80岁之间的有效样本共计1326份，样本数据特征统计见表1。
（二）自变量。
表2呈现了公众安全感的二级指标、指标题项和量表信、效度检验结果。公众安全感量表的克朗巴哈系数为0.914，α值大于0.8；治安安全、食品安全、医疗安全、环境安全、财产安全和安全建设六维度的克朗巴哈系数分别为0.842、0.734、0.739、0.806、0.747、0.858，都高于0.7；各项题目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5。KMO值为0.924，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均为0.000，低于0.05。量表信、效度良好。在变量设定上，通过各项目加总求和取平均数的方式获取各指标值，并以各指标之和的均值为公众安全感的取值。
（三）因变量
表１ 样本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政府信任的对象、品质和结构。表3提供了政府信任对象和品质的信度检验结果。各指标的克朗巴哈系数均大于0.6，同时，政府信任量表的KMO值为0.839，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低于0.05。在变量设定上，以对中央、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初衷评价的均值代表政府动机信任，以对公职人员胜任和政府有能力主持公道评价的均值代表政府能力信任，政府品质信任为政府动机与能力信任之和的均值。以五级政府信任之和的均值代表政府组织信任，以警察、法官、党政干部信任之和的均值代表公职人员信任，政府组织与公职人员信任之和的均值为政府对象信任。通过对五级政府的因子分析，提取高、低层级政府信任两公因子，两者之差为政府信任层级差；然后，通过对四级地方政府的因子分析提取地方高、低层级政府信任公因子，两者之差为地方政府信任层级差。
表2 公众安全感量表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表 3 政府信任品质与对象的指标建构与信度检验
（四）控制变量与分析方法
考虑到包括年龄、性别、教育水平等社会人口特征和信息媒介等社会因素对公众安全感和政府信任的影响，本研究将性别、年龄、民族、户籍、教育水平、收入、政治面貌、信息媒介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性别为两分变量，1代表女性；民族为二分变量，1代表汉族；户籍为二分变量，1代表外地户籍。年龄、收入原为连续变量，在对其进行五类分组后由1至5依次递增；政治面貌为分类变量，1为党员，2为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3为共青团员，4为群众；信息媒介为分类变量，1为与他人聊天，2为电视、广播，3为手机新闻客户端、微博，4为QQ、微信群和朋友圈。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综合线性回归和分位数回归共同检验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的相关关系。具体包括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相关性线性回归分析，公众安全感各维度与政府信任各面向结构性相关关系的线性回归，以及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相关性分析的分位数回归结果表和分位数回归系数的动态变化趋势图。
四、分析结果
（一）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通过STATA对包括公众安全感、政府信任对象、政府信任品质、差序政府信任、地方层级信任差、整体层级信任差在内的主要观测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见表4。据表可见，各主要观测变量间显著相关，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表5中模型一至九是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品质、对象和结构的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回归结果表明，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对象显著正相关，与公职人员信任、政府组织信任显著正相关；与政府信任品质显著正相关，与政府动机信任、政府能力信任显著正相关；与政府信任结构中的差序政府信任、政府信任层级差和地方政府信任层级差显著负相关。假设1、假设2、假设3得以证实。
在控制变量中，年龄、民族与政府信任的对象、品质和结构不存在具有统计意义的相关关系。性别与政府组织信任负相关，与差序政府信任负相关，与整体政府信任层级差、地方政府信任层级差负相关；这表示，男性比女性更信任政府组织且其政府信任的结构不均衡性更强。教育水平与政府组织信任正相关，与公职人员信任负相关，与政府动机信任负相关，与政府品质信任负相关，表明受教育水平越高，对政府组织的信任度越高，对公职人员、政府动机、政府能力的信任度越低。
此外，政治面貌与政府组织、政府对象信任负相关，与差序政府信任正相关，即党员比非党员持有更高水平的政府对象信任和差序政府信任。收入与政府对象信任及其构成维度负相关，即收入水平更高的群体持有更低水平的政府组织、公职人员和政府对象信任；同时，其与政府动机和政府信任品质正相关，即收入水平更高的群体持有更高水平的政府品质信任。户籍与政府组织信任正相关，与公职人员、政府动机和政府品质信任负相关；即是说，与本地户籍群体相比，外地户籍群体对政府组织的信任程度更高，对公职人员、政府动机和政府品质的信任程度更低。
最后，信息媒介与政府信任对象、政府组织和公职人员信任负相关，与政府能力、政府品质信任负相关，与差序政府信任、政府信任层级差和地方政府信任层级差正相关。这表明，相比于传统媒体，更偏好使用新媒体的公众持有更低水平的政府对象信任和政府品质信任，同时，其政府信任结构的不均衡程度也更高。
表 4 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对象、品质和结构的相关关系
注：*** 表示 p<0.01， ** 表示 p<0.05， * 表示 p<0.1
表6中模型一至九是公众安全感六维度与政府信任对象、品质和结构相关关系分析的OLS回归结果。模型一至三是公众安全感六维度与政府信任对象、政府组织信任和公职人员信任的相关关系分析结果。根据模型一，治安安全感、食品安全感、卫生安全感、环境安全感、财产安全感、安全建设安全感都与政府信任对象正相关，R2为0.334，调整后的R2为0.327；假设1a得以证实。根据模型二，治安安全感、卫生安全感、环境安全感三维度与政府组织信任显著正相关，R2为0.185，调整后的R2为0.177；假设1b得以部分证实。根据模型三，治安安全感、食品安全感、卫生安全感、环境安全感、财产安全感、安全建设安全感六维度都与公职人员信任显著正相关，R2为0.338，调整后的R2为0.331；假设1c得以证实。
模型四至六是公众安全感六维度与政府品质信任的相关关系分析结果。根据模型四，治安安全感、财产安全感和安全建设安全感与政府品质信任显著正相关，R2为0.349，调整后的R2为0.342；假设2a得以部分证实。根据模型五，治安安全感、食品安全感和财产安全感三维度与政府动机信任显著正相关，R2为0.304，调整后的R2为0.297；假设2b得以部分证实。根据模型六，治安安全感、环境安全感、财产安全感、安全建设安全感四维度与政府能力信任显著正相关，R2为0.254，调整后的R2为0.246；假设2c得以部分证实。
表5 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的线性回归结果表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p<0.01， ** p<0.05， * p<0.1，VIF 为 1.22，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模型七至九是公众安全感六维度与差序政府信任、地方政府信任层级差和整体政府信任层级差的OLS分析结果。根据模型七，食品安全感2、卫生安全感、环境安全感、财产安全感和安全建设安全感五维度与差序政府信任显著相关；R2为0.10，调整后的R2为0.09；假设3a得以部分证实。根据模型八，卫生安全感、环境安全感、财产安全感与地方政府信任层级差显著负相关，R2为0.091，调整后的R2为0.082；假设3b得以部分证实。根据模型九，食品安全感3、卫生安全感、环境安全感、财产安全感与整体政府信任层级差存在具有统计意义的相关关系，卫生安全感、环境安全感、财产安全感与整体政府信任层级差显著负相关，调整后的R2为0.089；假设3c得以部分证实。
综合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对象、品质和结构的回归分析结果，公众安全感六维度与政府信任对象、品质和结构的回归分析结果可见，公众安全感及其各维度与政府信任对象、品质和结构间的相关关系得以全部或部分证实，假设H1、H2、H3得以部分证实。
（三）分位数回归
在OLS回归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本部分进一步对公众安全感六维度与政府对象信任和公职人员信任进行分位数回归，意在通过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的双重校检，增进分析结果和研究结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水平。
1.公众安全感六维度与政府信任对象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表 6 公众安全感六维度与政府信任的结构性相关关系线性回归结果汇总表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p<0.01， ** p<0.05， * p<0.1，VIF 值为 1.64，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根据表7，财产安全感在0.1分位至0.9分位上与政府对象信任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峰值为0.1分位。治安安全感与政府对象信任在0.75分位时不具统计相关性。食品安全感与政府对象信任在0.1分位、0.25分位上不具统计相关性。卫生安全感与政府对象信任在0.1分位、0.25分位、0.5分位、0.75分位上显著正相关，在0.25分位时相关关系最强。环境安全感与政府对象信任在0.1分位、0.25分位、0.5分位、0.75分位上显著正相关，在0.5分位时相关性最强。安全建设安全感在0.1分位上与政府对象信任不具统计相关性，而在其它分位上都与政府对象信任正相关。
综合分位数回归结果汇总表、相关系数变动趋势图和OLS回归结果表可见，治安安全感、财产安全感和安全建设安全感在各分位点的回归系数都处于OLS回归系数的95%置信区间范围内。食品安全感、环境安全感的分位数回归系数在靠近0.9分位点的区间，卫生安全感在0.1分位点至0.25分位点的部分区间、0.75分位点至0.9分位点的部分区间超出OLS回归系数95%置信区间。由此可见，公众安全感各维度与政府对象信任的正相关关系显著且稳固。
表 7 公众安全感六维度与政府信任对象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p<0.01， ** p<0.05， * p<0.1
2.公众安全感六维度与公职人员信任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表8是公众安全感六维度与公职人员信任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据表可见，治安安全感与公职人员信任仅在0.5分位时显著正相关。食品安全感与公职人员信任仅在0.1分位时不具统计相关性。卫生安全感与公职人员信任仅在0.9分位时不具统计相关性。环境安全感与公职人员信任在0.75分位和0.9分位时不具统计相关性。财产安全感在0.1分位至0.9分位上都与公职人员信任显著正相关，并且，财产安全感与公职人员信任的正相关性随公职人员信任的变化呈现整体稳定、略有波动的特征。安全建设安全感在0.5分位、0.9分位上与公职人员信任显著正相关。
表 8 公众安全感六维度与公职人员信任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p<0.01， ** p<0.05， * p<0.1
综合分位数回归结果汇总表、相关系数变动趋势图和OLS回归结果表，财产安全感和安全建设安全感在各分位点的回归系数都处于OLS回归系数的95%置信区间范围内；治安安全感、食品安全感、环境安全感、卫生安全感的分位数回归系数基本处于OLS回归系数95%置信区间范围内。这表明，公众安全感六维度与公职人员信任的正相关关系显著且稳固。
五、结论与启示
通过系统测量公众安全感和政府信任，并对其逻辑关联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本研究直观呈现了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的结构性相关关系。分析结果表明，提升公众安全感与优化政府公众关系、政府信任结构具有内在一致性。具体表现为，公众安全感是政府组织、公职人员信任的重要支持要素，是政府动机、政府能力信任的关键影响因素，能够在抑制政府信任分化、增进政府信任结构均衡中发挥积极影响。研究结果为准确理解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的复杂逻辑关联关系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有助于深入细致地把握公众安全与政府治理的关联性，并为优化政府公众关系，厚植政府治理的社会基础，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提供启迪，其具体意义体现在：
首先，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的结构性相关关系得以确认，这就为总体安全能力是安全的物质性力量、主体安全感知及两者关系功能函数的经验归纳提供了证据支持。据此，公共安全治理和安全建设不仅要重视安全的物质性力量的强化和巩固，也要重视人的因素的重要功能与影响，着意促进安全的物质性力量与主体安全感知的均衡发展、良性互动。这就是说，进一步发挥公众安全感的治理效能，既要稳步增加对安全的物质性力量和安全文化建设的资源供给，提升安全资源投入向安全能力的转化效率和整体效能；也要系统增进公众的安全意识、安全认知、安全能力和安全信心，共同塑造积极的社会心态以推动社会政治力量朝向更加平和、包容的方向发展，进而强化社会政治稳定的心理基石。
其次，公众安全感及其各维度与政府信任对象、品质和结构的相关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要坚持全领域、全方面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加大力度改善薄弱领域、关键环节的安全感相结合。重视系统安全、维护全局安全、塑造整体安全是混合风险时代社会安全治理的重要面向和主体构成。为此，既要着力提升发展效率和发展质量，全面加强对公共安全领域的监管整治，将增进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作为衡量和评价发展的重要参考，确保在发展中有效增进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也应更加重视人民群众关注的财产安全、卫生安全等关键领域，确保以政府有效治理促进安全感提升，实现政府有效治理、安全感显著改善、政府公众关系优化联动协同发展。
第三，公众安全感在改善和优化政府信任的对象、品质和结构中的积极影响表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社会进入各类矛盾多发易发、可以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的状态，巩固并增进人民群众的安全感，确实有助于塑造更加良好的政民关系。政府运**组织及其制度结构与公职人员履职行为共同驱动的结果，这就意味着，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受到政府体制和机构代表性，公职人员业务素养和职业操守的双重影响。因此，切实优化政府与公众的关系，要重视公众对于政府治理过程规范性、治理结果有效性、治理结构均衡性的感知和感受，深化公众对政府能够且实际有效正确运行的直观感知与心理认同。
新时代安全感是人民群众价值态度偏好和美好生活需要的政治表达，其与政府信任的结构性系统关联关系，为理解中国政府信任稳定高位运行的生成机制和政府-公众关系的发展机理提供了新视角。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宗旨和遵循，人民群众的权益和利益持续得以改善和满足，是政府公众关系良性运转的支撑，两者的有机互动和协同发展，将持续强化社会政治稳定的坚实基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阶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需要继续坚持增进人民福祉、提升政府质量与优化政府公众关系均衡发展。（为编辑便利，参考文献未能呈现）
转载本网文章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