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主体性是指处于某种生活样式、共享某种文化形态的人们，对该文化的历史由来和现实地位具有清醒认识，对该文化的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功能具有自觉意识，对该文化的价值精神和内在生命力具有自信态度。中华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其关键在于主体性不断得以强化，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塑造增加了动力。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为中华文化主体性奠定了深厚历史根基。主体性离不开时间性，它必然要建立在对时间绵延的统一的基础上。从世界文明古国发展至今来看，能够在大历史的尺度上将文明的“过去之我”（远古之我）、“现在之我”（近现代之我）连续起来的国度只有中国。纵览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尽管有政权更迭、天下分合、朝代兴衰，但这些不仅没有斩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相反，各个民族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塑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种连续性，不仅打破了现代化必然颠覆或者毁弃传统的神话，而且坚定了当代中国走自己的道路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文化根基。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强大生机和活力。主体的活动是能动性的、自成目的性的活动，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中华文化之所以能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就在于其内在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更新的能力，从而使其主体性始终充满着生命力。“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等格言，已经成为浸入中国人精神生命的价值理念，所展现的正是我们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不惧新挑战、勇纳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为中华文化主体性奠定了整体性基础。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统一性的特征，在于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中彼此交融，孕育了中华民族，巩固了“大一统”的观念。政统、道统、文统的统一性就是在社会关系上主张“天下一家”，在治理方式上注重“天下一统”，在道德价值上强调“天下归心”，在最终目标上追求“天下大同”，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始终坚守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为中华文化主体性塑造了开放性特征。主体不能在真空中运行，必须通过对象性活动来实现自身的意志和目的。一种文化，越是能够吸收其他文明的成果，就越能够不断完善和丰富自身的主体性。中华文化始终坚守自身的主体性，但这种主体性不是在孤立、封闭的状态中生成的，而是在对话和学习中构建起来的，对于外来异质性文化总能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态度去接纳。因此，这种包容性塑造了中华文化的学习性品格，使中华文化主体始终能够在开放的文化系统和文明系统中得到滋养。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确立了交互主体性立场。西方一些文明建立在宗教基础上，试图将自身的价值和信仰强加于其他文明，具有较为明显的排他性和扩张性，这种特征是由于此类文明在主客体关系中建构自身主体性导致的。中华文明不仅没有将自身制度和价值观强加于人的那种自负，而且始终秉持“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共生观，坚持“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主张“礼有来学，未闻往教”，主张各种文明和平、和睦、和谐相处。在他—我关系中构建主体之我，体现的正是中华文化的博大胸襟和宽广视野。
鸦片战争以前，中华文化始终发挥着光被四表的功能，其关键在于农耕文明在生产方式和人文秩序上相对于渔猎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先进性。但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遭遇的文明是在文明发展阶段上高于农耕文明的资本主义工商文明。伴随文明蒙尘的是对民族复兴的追求，伴随文化主体性失落的是对重建文化主体性的渴望。一批批中国人深刻认识到中国要改变自身落后挨打的命运，就必须推动现代化以顺应世界潮流。从魏源、林则徐的“师夷制夷”，再到曾国藩、张之洞的“自强”“求富”，从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再到孙中山、黄兴的“民主共和”，最终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也并没有使中国真正走上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了救亡图存，先进中国人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选择、被认同、被践行，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符合近代中国人救亡图存的需要。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中国人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苦难，而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无情批判及其对被剥削劳动者和被压迫民族的深刻同情，使其在理论上和情感上都更容易被中国人接受。十月革命的成功则使中国人认识到，在封建主义旧路和资本主义歧路之外，还可以选择社会主义的文明发展道路。
一种理论要证明其具有跨越时空的普遍性效力，必须深深扎根于它所进入国度的文化土壤、适应它所影响民族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管属于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产物，但在精神气质上却具有超越时空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变化的观点同传统文化阴阳和合、五行相生的观念具有相通性；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发展的矛盾观同传统文化“一阴一阳谓之道”“反者道之动”等思想具有相通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同传统文化的此世品格和知行合一理念具有相通性；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同传统文化的“民为邦本”“民胞物与”等理念具有相通性；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同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和大同社会的思想具有相通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它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深深扎根中国土壤、融入中国实际，在直面中国革命、建设、改革重大问题的基础上锤炼成为富有民族特色的理论形式。另一方面，它使中华文化成为现代的。中华文化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激发，实现了对传统的农耕文化和现代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双重扬弃，获得了全新的文化生命力，成为现代中国人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表明，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中国也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也没有辜负马克思主义，这种思想与时代、理论与实践的“双向奔赴”，最终产生了新的文化生命体，使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在近代以来的危机中获得重建。一是价值立场的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激活传统文化的“仁民爱物”，对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始终把人民作为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主体；对外坚持全人类共同价值，始终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自立自信的文化态度。二是发展道路的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激活传统文化的“自强不息”理念，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不搞依附、不搞扩张，彰显了中国发展道路的主体性。三是思想理论的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激活传统文化的“革故鼎新”理念，不断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深刻体现了思想创新和理论创新的主体性。四是精神气质的主体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里“站”“富”“强”不仅是指国家层面，也是指个体层面；不仅是指物质层面，而且也是指精神层面。在今天，坚持“两个结合”，就是要在国家硬实力增强的基础上唤醒中华文化中的传统文化基因，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植根铸魂。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之张扬，最终目的是要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对内来说，这种文明新形态就是致力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文明；对外来说，这种文明新形态就是要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建设美好世界的现代文明。这种文明新形态是对文明的古今中西问题的解答，也是对文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的解答。
原文链接：“第二个结合”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当代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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