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中文系教授。主要作品有《500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龙兴：五千年的长征》等。
一、开局
中美关系走到今天，世界面临百年未有大变局，我总是想起冀朝鼎。
1937年6月，在延安，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接待美国智库代表团，当年毛泽东42岁，周恩来36岁，策划这次访问的人是冀朝鼎，当时，他只有34岁。
1937年，远在美国的冀朝鼎介绍美国智库代表团访问延安，6月23日，代表团成员会见了毛泽东，五天后，“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开始了。
延安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媒体、智库交流放在中美关系的首位，美国访问团里，菲利普•贾菲和夫人艾格尼斯是《今日中国》的出刊人，这个刊物是冀朝鼎和他们一起创办的，它也是著名的《美亚》杂志的前身，代表团的另外一个成员托马斯•亚瑟•毕森，他当时的身份是美国外交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在来延安前，他已经在《今日中国》发表文章指出：中国一定会凭借自己的力量战胜日本，鉴于这一未来结果，美国的政策必须明确选择：究竟是站在中国还是日本一边。
而更重要的问题是，美国将来不得不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做出选择。
毕森向美国政府和人民介绍说：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完全不同，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与《联邦党人文献》中托马斯•麦迪逊的主张相同，那就是必须维护农民的利益，必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必须在土地平等和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正如当年美国革命的目标是为了使美国独立自主于旧大陆一样，中国革命的目标也是独立自主，而革命的美国与革命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独立自主，就是因为美国都拥有广阔的土地，诸如英国、日本这样狭小的国家，只能依靠工商业和殖民地而生存，斯大林模式的工业化也建立在榨取、牺牲农民和压制其亚洲领土的基础上，而这种依赖型的发展方式。
与其说中国共产党人是斯大林主义者，不如说是麦迪逊主义者，即是美国人民所熟悉的“土地派”。
毕森呼吁说，任何一个维护美国宪法的人，任何一个赞成麦迪逊主张的人，任何一个热爱土地、主张土地权利的美国人，都会天然地赞成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而与中国共产党相对立，中国国民党只代表中国沿海的少数买办的利益。中共领袖与普通红军战士穿着一样的军装，周恩来兜里只是多了一只钢笔，而国民党军队则是一群强盗，即使对美国人也是如此，他们会为了抢一块手表而杀人。
毕森做出这样的判断，一定程度上基于他自己在中国的惨痛经历，毕森的岳父是传教士，是金陵大学的创办者，但在北伐时期被国民党军队枪杀了，国民党的士兵要抢他的手表，而那块手表是毕森岳父父亲的遗物。
大名鼎鼎的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也是访问团的成员，他关心中国的边疆和少数民族问题，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当时，他在延安采访调查的主要方向是：红军在长征中是如何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壮大的，以及红军中少数民族战士的情况。这种调查使他形成了如下观点：中国共产党必然会像当年的隋唐一样，从中国的西北边疆兴起，团结各少数民族，席卷中原，统一天下。
代表团成员几乎都出身于传教士家庭，与赛珍珠的父亲一样，毕森的父亲长期生活在皖北农村，拉铁摩尔的父亲则在内蒙与河套地区传教，所以，拉铁摩尔能说地道的西北话，还喜欢唱“酸曲”。
杰佛逊的名言是：如果上帝有自己的选民，并赋予他们许多真正的美德的话，那么，那些在土地上辛勤耕作的劳动者就是上帝的选民。在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偏远农村的最底层之前，这样做的只有西方的传教士，他们知道中国最底层百姓的无助与绝望，也知道他们生存的韧性，于是，这些到访延安的美国人与共产党人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毛泽东后来说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们一定要努力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上帝就是全中国的老百姓”。
贾菲夫妇访问延安期间，看到红军缺医少药，回到纽约后，他们把这种情况通过冀朝鼎介绍给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于是，他们立即携手行动，成立了“国际援华委员会”，募捐筹款，并于来年一月初，派遣了以白求恩大夫为首的美加医疗队来华，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战。
在访问延安时，毕森曾向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英国是否会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支援中国抗日？或者为了平衡与日本的关系，而鼓动中日妥协反对苏联？因为国民党与日本共同的敌人就是苏联，一旦国民党与日本妥协而反对苏联，那么南京是否将对中国共产党进行镇压呢？
毛泽东对此的回答是：蒋介石是一个“阶级的政治家”，他在国际上选边站队的出发点是阶级利益，因此，蒋介石对于世界形势有两个根本的误判，第一，他基于意识形态原因，认为中共会把苏联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二，同样基于意识形态原因，他认为美国和英国会把中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种对于大势的错误判断，根本上基于蒋介石集团在英美有私人利益。
中共的根本出发点是，我们没有任何特殊利益，我们的出发点是追求中国的独立自主，中国人民的生活与生存，只要赞成这个出发点，无论是谁，我们都愿意与他们合作。
国民党反对苏联，是因为意识形态原因，但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利益，苏联是唯一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但这些援助全部给了国民党，而没有给过共产党一枪一炮，这就说明了问题。
英国反对苏联，也是因为意识形态原因，但因为德国威胁了英国的特权和利益，正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特权与利益，英国最终会放下意识形态，选择与苏联合作。
毛泽东这样说，“当然，盎格鲁-萨克森人民向来以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感到骄傲。他们当然可以拥有自己喜欢的任何思想。但在最后，他们肯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好还是能在苏联的帮助下，维持自己的那些特权。因为思想不可能总是与行动一致的”。
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中国人民完全可以独立自主进行抗战，抗战的目标也是中国的独立自主，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中国很大，领土辽阔，内部不平衡，中国西北地区数千年都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目前，这里是中国抗战的核心，中国生存、发展的基本结构是由秦汉隋唐奠定的，这个基本结构没有改变，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这个独立自主的结构。换句话说，今天被称为“边区”的地方，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是中国的中心。
1941年，罗斯福总统派拉铁摩尔担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那时，他告诫美国政府与人民说，蒋介石和国民党是美国的大麻烦，将来，美国最坏的结局是被蒋介石拉下水，永无止境的给这个无赖擦屁股。
这个预言被自称蒋介石坚定拥护者的黄仁宇所证实，作为国民党军人，黄仁宇悲哀地说：抗战期间，蒋介石与国民党最大的不名誉，就是使美国人坚信，是中国把美国推入了战争，如果没有美国的拯救，中国势必被日本灭亡。
邓野先生是极好的学者，他的《蒋介石的战略布局》一书的核心是说，蒋介石作为一个战略家，他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在抗战期间纵横捭阖于国际舞台，最终成功选边站队，把美国拉下水，靠英美苏三大国，打败日本，成为战后世界秩序的最大获益者。
沾美国便宜，搭美国便车，乃至拉美国人下水——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最大的不名誉，有人则认为这是卧虎藏龙、韬光养晦，是伟大的战略。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立场不同，结论自然不同。
就这样，冀朝鼎几乎凭一己之力，策划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智库之间的第一次高层接触，这次极为成功的访问，给美国人民和政府造成了这样的印象：中国共产党人是把穷人当上帝的人，他们和美国人民一样热爱土地与农民，代表最广大的中国农民的利益，用赛珍珠的著作的名字来说，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大地》，如果用海伦•斯诺的著作的名字来说，他们就是《红尘》，即他们如西北的大风与黄沙，以伟大的力量，铸造着中国。
与中国共产党相对，国民党则是一帮算计美国、搭美国便车、拉美国下水的麻烦制造者，是一群需要美国擦屁股的无赖。
这就是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开局，是一个良好的开局，抚今追昔，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开局，决定了中美关系的根本走向。
如果没有这样的开局，就不会有1972年的尼克松“震动世界”的访华。
冀朝铸，是冀朝鼎的弟弟，很有名。他是新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1972年尼克松访华，一下飞机，就向周恩来伸出手（周恩来后来说，他这是从太平洋彼岸伸出了和平的手掌），当时，站在尼克松和周恩来之间的人，就是冀朝铸。邓小平访美，白宫举行盛大欢迎仪式，站在邓小平与卡特总统之间的人，还是冀朝铸。
那时，冀朝鼎早已经过世了，他生前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有一天，你知道了我的故事，便不必知道我的名字。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真正办大事、开新路的人，不会让你知道他是谁，更不会让你知道他在办什么大事——道理很简单，如果大家都知道了，如果搞得沸沸扬扬、敲锣打鼓，那事情就办不成了。
伟大的思想是孤独的，探索新道路，那是需要奋身孤往的。这是孤独的、勇敢的事业。
岂有文章惊天下，邓稼先出名，是在“两弹”完成之后，是在他去世之前，而直到今天，冀朝鼎很大程度上依然还是一个传说。
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读书人都没有名，名气对他们一文不值——办大事与出大名，这完全是两码事。
二、“纽约男孩”
冀朝鼎，生于1903年，山西汾阳人，他出身名门，父亲冀贡泉先后担任过山西司法厅长和教育厅长。
1916年，年仅13岁的冀朝鼎考入清华学校。1919年，热血少年冀朝鼎参加了五四运动，在六三大宣传时被捕，那个时候，他只有16岁，6月3日那天，北洋政府抓学生最多，瞿秋白、张国焘同日被捕，北大刘仁静，也是那天被抓进去的，当时也只有17岁，法庭审判，问刘何以被抓，他竟茫然不知。
被捕学生中，北大最小的是刘仁静，清华最小的是冀朝鼎。
孙中山说，国家的实质就是战争，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战争之外，有了大规模外交，而外交又有政府外交与民间外交，五四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民间外交的胜利，它使世界认识到，中国的主权在民，也鼓励了中国的国民民主运动。
1939年9月9日，国民党政治部长陈诚上书蒋介石时则这样说：英法对于弱小民族之一贯政策，决不愿其独立解决，故对自己言民主，对任何弱小国家，不能言自主也。
五四运动要的是民主还是自主，是“启蒙”还是“救亡”，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论。
1924年，21岁的冀朝鼎以优异成绩被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录取，赴美留学，在去美国之前，他专门去北大拜访了李大钊。
1926年，冀朝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而博士论文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这篇论文震惊了美国政界与学界，那一年，冀朝鼎只有23岁。
那个时候，冀朝鼎的研究关心战争与税收问题，在他看来，西方的资本积累，主要依赖榨取殖民地，而不是剥削其国内的工人阶级。正如唐代之后，中国的基本经济区在江南，工业革命之后，大英帝国的基本经济区则在殖民地，而不是在其国内。这是当今世界结构的要害。
于是，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1927年，冀朝鼎就去欧洲参加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同盟大会，在欧洲，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他去了莫斯科，参加了中共六大代表团工作，并担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邓中夏的翻译和秘书——早在五四运动期间，冀朝鼎就已经与邓中夏结为好友，邓的父亲邓典谟，与冀朝鼎的父亲冀贡泉，都是民国政府的高官。
1929年，冀朝鼎结束欧洲之行，回到美国，并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中央局，和贾菲夫妇一起创办了《今日中国》，这个杂志后来改名为《美亚》，《美亚》杂志吸引了美国最优秀的学者，《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的作者欧文•拉铁摩尔，就是这个杂志的主要撰稿人。
1929年，《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在纽约出版，给冀朝鼎带来了巨大学术声誉，通过纽约的学术圈，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据说还发展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而柯弗兰又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助手白劳德，而白劳德后来成为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美国总统周围的学者们将冀朝鼎的意见作为自己对华政策的依据，这些对中国问题的预测和意见，很多就来自延安。以至于麦卡锡后来认为，抗战期间的美国驻华外交人员，基本上被美国共产党策反了。
置身纽约和美国财政系统，冀朝鼎对于美国的财政金融结构极为熟悉，美国的财政金融体系缔造于美国立宪时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开创者，与杰佛逊和麦迪逊不同，汉密尔顿的基本主张是——建立一个富人支持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个中央政府的核心功能就在于财政与金融，具体说来就是：一方面是建立强大的中央银行，以向富人借款，另一方面是通过地租税、人头税、贸易关税，以保证财政税收能够支付银行借款的利息——且仅仅是偿还利息而已。
自美国立宪时代起，杰佛逊、麦迪逊就激烈反对汉密尔顿的设计，他们认为，汉密尔顿的制度设计有几个缺陷：第一，使美国政府依赖银行借款，这种借款不仅来自富人，而且来自旧大陆特别是英国；二，使美国财政依赖于向老百姓课税，特别是向农民课税；三，使美国的财政体系依赖银行债务，这不但使美国不可能独立自主，而且更为美国财政破产奠定了基础。
在罗斯福新政时代，美国政府的一个态度转变，就是要扭转汉密尔顿的“金融逻辑”，以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独立自主，包括在金融方面，结束美国对于欧洲金融市场的依赖——这是当时财政部的主要观点，当然也是冀朝鼎的观点。
1941年，冀朝鼎回国，先后任平准基金会秘书长、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并兼任圣约翰大学、暨南大学商学院教授等。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到上海接收日、伪金融机构。
冀朝鼎与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亲冀贡泉曾是孔祥熙的老师。冀朝鼎回到重庆后，就住在孔祥熙公馆。
宋霭龄亲切地称冀朝鼎是“纽约男孩”——在四大家族看来，冀朝鼎是一个单纯的书呆子，是一个被美国教育培养的极为纯洁的西方绅士，据说，有一回，宋霭龄专门请厨子作了山西菜请他，宴席起初摆在院子里，只有主客二人对饮，席间，宋霭龄突然说，院子里冷，我们到屋里去吧！冀朝鼎恭敬起身说：时候不早了，感谢夫人的款待，我失陪了。
事后，宋霭龄对孔祥熙说，你那位小老乡，是个财色不动心的柳下惠。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在冀朝鼎主持下，金圆券币制改革推出了。
当时，蒋介石打内战，需要钱，想钱想得抓狂，那个时候，冀朝鼎给他出了一招——让法币与白银和黄金脱钩，发行金圆券，蒋介石大喜过望，立即实行，结果是货币崩盘，金圆券一泻千里，经济崩溃，人心全失，国民党因此丢了江山。
而这一改革，完全符合汉密尔顿的“金融逻辑”——向富人借款，向穷人课税，以借款利息为基础，大规模发行纸币。
蒋介石认为，这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学说，冀朝鼎当然知道，这其实是亡国之策，但既然蒋介石喜欢，他顺水推舟，就这样办了。
1947年，解放战争开始，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却突然想自杀，而冀朝鼎就是那个给他递刀子的人。
共产党不是靠硬实力打败了国民党，共产党的迅速胜利，能抓住了人心这个软实力，固然最重要，但更为值得思考的，则是共产党如何运用了巧实力。
有一个轰动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据说，其中就有冀朝鼎的影子，但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那只是一个影子而已。
1947年3月毛泽东撤离延安，仅仅一年之后，国共双方便攻守逆势，这里面，一个是靠毛泽东大智大勇，以四个连拖着胡宗南在陕北转圈，以此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大局，一个是靠金圆券改革毁了国民党的经济，乱了蒋介石的后院。
否则，你怎么解释——以共产党不到100万军队，在两年内就击溃了国民党900万现代化军队？
冀朝鼎，这个人办过什么大事？我举三个例子：
金圆券、法币改革，人民币制度的创立，“第三世界”阵营的形成——冀朝鼎就是参与构造这三个制度的人。
金圆券的币制改革，直接导致了国民党政权垮台，人民币制度创立，为新中国奠定了基础，“第三世界”阵营的形成，改变了世界格局，为今天的“一带一路”开了先河。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冀朝鼎是首任副行长、副董事长；他创立了包括广交会在内的中国对外贸易体系，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会长。
如果说，20世纪的中国，哪个读书人最厉害，那么，我个人认为是冀朝鼎，为什么？就凭他一篇薄薄的小书——《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
三、统一与分裂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这部著作完成于1926年，1929年在纽约出版——李约瑟曾经这样评论说，这是迄今为止，一切西文中关于中国历史发展方面的最卓越的著作。
一本小书，就压倒了“一切西文中关于中国历史发展方面的著作”——这个评价有多么崇高！
一个广土众民的大的共同体的基础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冀朝鼎提出了“中国基本经济区”的范畴，他指出：在传统中国那样一种零散的小农经济的条件下，统一的基础、中央集权的基础，就在于中央能够建设并有效控制基本经济区。所谓基本经济区建设，又主要是靠水利与交通的建设达成的，古代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被看成控制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所谓分裂与割据，一方面在于基本经济区的争夺，另一方面则在于地方建设造成的基本经济区的扩大与转移，占优势的经济区一旦确立，控制了基本经济区的首领，就获得了优越的物质利益而胜过与之竞争的其他集团，最后把国家统一起来。
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秦汉时期，中国的基本经济区在黄河中下游，三国、南北朝时期，四川与长江下游逐渐得以开发，隋唐时期，长江流域取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大运河纵向沟通了南北；元明清三代，除了继承了上述基本经济区外，由于首都离基本经济区太远，遂有开发海河流域、京津冀地区的设想——但这个设想并没有真正得以实施。
古代中国的所谓国家能力，其实就是控制与建设上述基本经济区的能力。所谓“统一”与“分裂”的根源，大抵也在于此。
基本经济区的存在，导致了土地制度与赋税方法的地理差异，影响了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也造成了生产方式上的区别，在此基础上，土地制度、赋税与商业以及高利贷资本发展程度的差异得以形成。
冀朝鼎的这部杰作，当然是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其核心观点，至今恐怕依旧难以超越。它深刻揭示出：战国时代，中国交通的要害在于秦楚之间，争夺要害在陇南；汉代以降，中国交通的要害在河西走廊，这是丝绸之路的咽喉；隋唐继之，屏蔽关中者，为上郡（陕北），联系关中与巴蜀者，为陇南，扼守丝绸之路者，为河西走廊，这就决定了——今天所谓“陕甘宁”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唐宋以来，这种形势因运河开通而改变，中国的发展趋势，由西北而东南。自此之后，中国治理体系之要害，就在于长江流域基本经济区的建设与控制，与西北不同，江南非用武之地，从这样的角度看去，从王安石到顾炎武，一切改革之要旨，皆在增强官员（官僚体系）治理这一区域的能力。
同时，冀朝鼎的这部著作里面，还包含着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元代以降，中国治理发生的又一重大变化。
因为元代以降，中国的版图极大地扩大了，北方草原文明被纳入进来，元代的治理体系，是从治理草原地区的经验发展而来，明代则进一步有了“海国”的问题，而到了清代，中国的治理体系终于包纳了居国、行国、海国三个方面。这样一来，元代以降，中国的治理问题，当然就不仅仅是增加对于江南基本经济区的治理能力的问题，王安石以降那个以发展经济为核心的问题，则进一步成为魏源所谓如何统合居国、行国、海国之间动态平衡之问题。
换句话说，中国的治理问题不仅是一个立足于基本经济区发展经济的问题，更是一个维护包纳以上三种生产方式的治理体系的内部复杂平衡的问题。简而言之，维持这样庞大复杂的治理体系的运行，与增强基本经济区的治理能力，并不是一回事。
今天我们说所谓“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不是一回事的意思，若追本求源，大致而言就在于此。
简而言之，唐宋以来中国治理的问题其实有两个：一个是增加国家的经济财政能力，其核心就是对基本经济区的建设与控制，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简称为“治理能力问题”。另一个，则是维护三种生产方式之间的融合与平衡，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里的关键，就是要处理好“沿海与内地”、中原与边疆之间的关系，《论十大关系》中集中讨论的问题，则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治理体系”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说，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在于治理能力下降所导致的经济、生产力不发达的问题（实际上，清代的经济总量并不低），而在于治理体系瓦解造成的共同体分裂问题。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那个洞见是完全正确的——控制了中国的基本经济区，并不意味着就能够控制中国。中国长期历史发展的大势，并非是以居国去统治“行国”和“海国”，甚至不是以南方去控制北方，恰恰相反，中国发展的大势是以边疆包围中原，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是以北方的治理体系控制南方的经济区，毛泽东的视野超越孙中山、蒋介石，以及那些妄图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之处，庶几在此。
因此，冀朝鼎的论断，深刻揭示了传统中国治乱兴衰的要害，战国到唐安史之乱，中国交通的要害一在秦楚之间（即陕西与四川之间），二在陕西与西域之间（丝绸之路决定了河西走廊的重要性），这都决定了陕甘宁地区的战略地位。运河开通之后，南北交通之要害在淮河与黄河之间，这就决定了鄂豫皖、鲁西地区作为枢纽的战略地位。
陕甘宁、鄂豫皖和鲁西地位的下降，是宋代以来江南基本经济区开放的结果，而这个问题，到近代则发生变化——因为帝国主义要控制的，恰恰也是上述中国的基本经济区，而且是从海洋方向进行控制，反过来说，就是清王朝控制海国的失败，导致了与海国密切联系的基本经济区治理的失败。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上述基本经济区的瓦解，导致了中国国家能力的衰败和中央集权的崩溃。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企图重新控制中国基本经济区的政权，都不能不受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欲以此为基础建立中国政权，要么必须与帝国主义结盟，要么必须与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结盟，这就只能走“半封建半殖民地道路”——除此之外，便没有出路。
持同样看法的人，就是钱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理与人物》里说，“今天中国，全为西方商业吸引，大家都跑向海边。但一到海边，便没有什么地方可走，粤人便向南洋海外跑，这亦是一种开创精神，对国内经济并有甚大助益。但究竟在外国境，非自己的殖民地，政府不能好好养护培植，如是则不免把民族精力浪掷了，许多天生的人才也白费了。”
那么，在基本经济区被从海洋方向控制的条件下，中国重新恢复国家能力的立足点，究竟何在呢？
特别是，当着抗战期间，滇缅公路被封锁，中国之交通，只能依靠西北与西南之间的联系，中国抗战的根据地只能是陕西与四川——而这就是一个新的秦楚问题，联系秦楚的要害，就是陕甘宁地区。
四、战争与游牧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由中央苏区而鄂豫皖，完成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的汇合，这是天意，陕甘边根据地对于中央红军的接应，进而建立陕甘宁根据地，这更是天意。
它仿佛使中国历史，螺旋式上升，最终与秦汉隋唐汇合。
与蒋介石和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不同，毛泽东所关注的不是中国的基本经济区，而是基本经济区的边缘地带，以及基本经济区内部的“边缘人口”。
与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近代革命者不同，毛泽东关注的不是“反清复明”这样的问题，他关注的是行国、居国、海国之间的动态的平衡与不平衡。与此相关的，便是核心经济区内部的不平衡问题。
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当然与苏联的无产阶级城市暴动学说同样有很大的差异。实际上，他的思想起点，是通过突破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简而言之，毛泽东的革命不仅是一场阶级革命，更是一场文明革命、文明复兴。毛泽东的革命，是为了恢复晚清之后瓦解了中华文明的内在平衡而进行的革命。在毛泽东看来，正是因为这种平衡的瓦解，中国的传统治理体系解体了。
毛泽东很早认识到：中国的基本经济区并不是封闭的，而是一种开放的动态平衡体系，作为“居国”和用于定居的农耕区，其人口历来是流动的，其吸纳流动人口的能力是空前的，而规模最大的流动人口，是被称为“客家”的族群。客家是魏晋以来，在草原文明的挤压下，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的一个持续性的结果。江西和福建是中国客家的重要落脚点，由于当地人占据了平原和平地，迁徙而来的客家人只能居住在山区，不得不在逼仄的山地求生。中国基本经济区的土地问题，在这两个群体的矛盾中得以集中和放大。
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井冈山的斗争，当然是农民的土地革命，但更为确切地说，这也是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土地革命，如果没有客家人的支持，“井冈山的斗争”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内部出现的各种分歧，即使可以被视为路线斗争和路线分歧，但是，如果不考虑当时的党内、红军内部存在的当地人与客家人的矛盾问题，这种分歧和斗争就不能得以深刻地解释。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以“客家人（永新人）的女婿”的身份，成为红军的领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是一种真切的、血肉交融的结合。毛泽东不仅深刻认识到了中国基本经济区内部的不平衡问题，而且更为深刻地洞察了中国存在的三种生产方式的不平衡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随后的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基本上就是基本经济区的边缘——基本经济区与草原山地文明之间的接合带进行的，这也就有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从客家人的聚居区——赣南和闽西出发，穿越苗族、藏族地区，直达回族聚居的陕甘宁。
什么叫“地球上的红飘带”？建立在三种生产方式内在平衡基础上的中华文明在近代走向瓦解的时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长征，以一种难以想象的奇观，重新把草原山地文明与中国的基本经济区联系起来。如果借用魏源的话来说，这就是以革命战士的血肉之躯，把“居国”与“行国”重新凝聚为一个整体。中国共产党人的长征，纵横两万五千里，牺牲惨重，而正是这种惨重的牺牲，完成了破碎了的中华文明的重建。当毛泽东把长征称为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时，我们应该深思：怎样把长征视为中华文明内部的一次最伟大的革命。正是这场革命，导致了中华文明的重建，长征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写照。
1937年，欧文•拉铁摩尔和《今日中国》杂志代表团访问延安，这个杂志就是冀朝鼎参与创办的，在这次访问之后，拉铁摩尔提出了“内亚”问题。
什么是“内亚”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丝绸之路问题。从长期发展看，亚洲内陆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发动机，这个地区的游牧民族的扩张，造成一种持续的压力和动力，而地中海文明和中华文明是在回应亚洲内陆游牧民族扩张的压力中发展着的——这就是著名的“内亚学说”。而拉铁摩尔的新婚旅行，就是沿着长城考察中国西北和蒙古地区。
中国向南发展，核心是秦楚关系，中国向欧亚大陆发展，核心是汉唐与西域之间的关系，战略要害，一在陇南，一在河西走廊，这就决定了陕甘宁地位乃王道之发源地。在后来成为经典著作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 of China）一书中（1940年出版），拉铁摩尔这样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西北实行的联合少数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政策，其实是中国历代“王道”的延续，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共产党将可以通过联合少数民族，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斗争中，先是占领中国广阔的边疆地区，然后如同当年的隋唐一样，以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为根据地，最终推翻盘踞中原和沿海的腐败统治者——一个新的、统一的中国将会形成，与此同时，内地与边疆之间互惠的、分享式的发展方式，将会得到重建。
1937年的延安之旅，拉铁摩尔的任务之一，原本是充当美国的翻译，而1945年3月11日，正是由于《美亚》杂志刊发的一篇文章被麦卡锡指为泄密，该杂志受到搜查，当年的美国驻延安联络组组长约翰•S•谢伟思随即被捕，席卷美国的麦卡锡迫害运动从此开始 。
但是，这并没有阻挡拉铁摩尔“内亚”理论的传播，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内亚”理论的胜利。
有了这样的视野，我们就可以再来看转战陕北的意义。我坚信，我们的后人有一天终将会这样理解转战陕北的伟大历史意义——因为更为发人深思的是：1948年，当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毛泽东再次率领中国共产党人转战陕北——他亲自带领的部队只有不到800人，他们先是一路北行，几乎抵达内蒙古核心区的毛乌素沙漠，然后在陕北的佳县、吴堡东渡黄河，沿着山西一路疾行，最终到达西柏坡——这条道路，划出的正是北方草原文明与中原地区的分界线。
转战陕北，采用的是一种典型的“行国”——即蒙古游牧战争方式，是草原战争方式对中原战争方式的胜利，它是以没有后方、断掉后勤，高度机动的突击方式，击溃了高度依赖后勤辎重，高度依赖官僚程序，因此移动缓慢的敌人。
望长城内外，惟余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就是这样以骑马或徒步的革命，把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重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这个接合带的革命化，特别是“长城地带”的革命化——它是长征造成的“地球上的红飘带”的延续与完成。
在这条道路上，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以徒步行军的方式，把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华文明结合起来，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了光辉灿烂的中国道路。
中国革命当然是一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但是，如果把波澜壮阔的长征与毛泽东转战陕北联系起来看，那么，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就是中华文明史的浓缩版。这是因为，从漫长的历史看，中华文明的形成，实际上就是草原山地文明包围基本经济区、占领基本经济区，并最终形成一个新的治理体系的过程；是中华文明在这两大区域的融合中，不断走向复兴的过程。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要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结合在一起读，那才能读得有味道。而读这上面两本书，只有把《精神现象学》、《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作为“延伸阅读”，才能领会得深。
因为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不能挂在天上，而是要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如果像飞机那样，只是在天上飞，不能落地，早晚要出麻烦。
马克思主义能够结出什么果实，要看我们脚下的土地。
我们今天做学问，很难超过冀朝鼎的那本小书，我们办不了他那样的大事，现在的读书人，知道他的也很少——但我以为，他永远是我们学习和追随的榜样。
这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学问，把马克思主义，写在了中国的大地上。
大党大国，应该有大学问。
五、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1937年，周恩来36岁，冀朝鼎34岁，踏上延安之旅的美国访问团成员的年龄，都与他们差不多。
今天，像他们这个年龄的人，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还能干出他们那样惊天动地的事业来吗？
时代不同了，在全球化的时代，美国与中国的年轻人，面临着同样的处境。
写下《大地》和《红尘》的赛珍珠与海伦斯诺，如果生活在今天，会面临着这样的局面——由于农业的现代化，由于机器生产已经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所以，今天已经不需要巨大的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了，农村青年的出路是进城打工，“大地”与“红尘”作为世界的背景，在他们面前消失了。
由于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文化与技术的工作越来越靠机器来完成，人类的劳动越来越不重要了，于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依靠文化与技术劳动，找一份可持续的工作，追求可持续的收入，便得日益艰难——无论对于中国还是美国来说，都是如此。
当然，为了争取劳动的权利，为了建立一个劳动的共同体而斗争——这一主题没有过时，但是，今天这种斗争越来越艰难了。
靠一个国家，不能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里面，不能没有中国，也不能没有美国。
那么，什么是今天的中国和美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呢？
有一种说法：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就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按照这种说法，似乎人类命运共同体，只存在于未来，即只有将来世界大同了，才能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实，马克思不是这么说的。他说的是，人类是靠共同体生存发展的，因此，在人类发展史上，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不是只有一种形式，也不是存在于未来的乌托邦。
在写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马克思写了三个《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其中最伟大的一个，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与《资本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主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考察人类历史上各种形式的共同体的发展与演变，而后者的主题则是“资本”。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这个手稿里讲的最集中，讲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要从这个手稿出发。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开头说，从漫长的人类历史看去，人是靠共同体生存发展的，人类历史，就是维护人类共同体生存与发展的历史，相对于共同体而言，自然、劳动、财产，虽然必不可少，但却都是“外在之物”、都是第二位的，是构建共同体的手段。只有共同体本身，既是人生存发展的目的，也是手段。
他说，人类最初的生存方式就是迁徙，是以部落游牧的方式迁徙，而这意味着，相对于共同体，土地也是身外之物，即人类共同体最初的生存方式——部落游牧，它对土地的依赖很低。
一旦人类终于定居下来，他们生存依靠的第一力量，其实也并不是土地，第一位的还是要靠共同体，定居文明发展的前提，就是进行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建设，有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长期的定居与土地的长期利用才有可能，而大规模水利工程，只能是共同体统一意志的产物，所以，马克思说，大规模水利工程，既是共同体统一意志的产物，也是维护共同体统一意志的条件。
这里，马克思讲了一段著名的话，提出了“亚细亚所有制形式”：“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共同条件，如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还有交通工具等等，就是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即凌驾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
什么是“亚细亚所有制形式”？“亚细亚所有制形式”是指广土众民的定居文明，广土众民的定居文明之所以能够长久，就是因为大的共同体有统一意志，因此就比小的要有力量，这种共同体统一意志，尤其表现为大型水利设施的建设——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产物。
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所有制”形式的核心，就是“统一”，统一是共同体意志的体现，而它的对立面就是分裂，而大型水利工程的政治意义，就在于它“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言下之意是：共同体越大，生存能力、持续能力就越强，总起来说，大的共同体，总是比小的共同体更有持久的生命力。
简而言之，“亚细亚所有制”的核心问题，便是“统一”与“分裂”，是说大的共同体比小的要更有持久性，而把“亚细亚所有制形式”等于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王权专制，这是完全错误的，也根本不符合马克思的思想。因为前一种是指广土众民的大共同体的特征，后者则是小国寡民的产物。
马克思又继续分析说——在广土众民的定居文明之外，人类共同体发展的第二种形式就是抢劫和掠夺，它的方式是战争，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古代的所有制形式”，希腊城邦就建立在战争与掠夺的基础上，是最典型地古代所有制形式，在希腊城邦所有制形式中，战胜者是主人，战败者是奴隶，主奴关系的确立，这就是黑格尔叙述世界历史的起点，也是黑格尔与马克思叙述历史的一个重要区别。
地中海文明就起源于战争与掠夺，这是其不同于大陆上的定居文明的鲜明特点。
人类共同体发展的第三种形式是商业，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作为占领者，日耳曼人居住在城市据点里，他们的生活，依赖于商业的供给，正是商业，把中世纪欧洲的城市与农村，把地中海文明与欧亚大陆文明，把不同的共同体形式联系起来，欧洲的商业就是这样在中世纪发展起来。
马克思和黑格尔，都认为人靠共同体而生存与发展，但说到共同体的形式，马克思的手稿里面，讲了迁徙、定居、战争、商业、劳动、资本——一共是六种形式，而黑格尔则只讲了战争和劳动这两种共同体的形式，他更把这二者之间的转变，视为古代共同体向现代共同体的转变。
从战争的共同体，向劳动的共同体的转变，这就是黑格尔的主人-奴隶辩证法的核心。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说，主人因为战胜而享受奴隶的服务和劳动成果，奴隶因为战败而被迫劳动，但是，在劳动中，奴隶却创造了一个物质的世界，更重要的是——奴隶在被迫的劳动中，在不断改造着物质世界的同时，也不断地提高着自己的劳动技术，从而通过劳动这种“自我教育”，不断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不断提升自己、改造自己、发展自己，这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主人与奴隶的辩证法。
辩证法的实质就是变化，而主人的特点是不能变化、拒绝变化，因为变化就意味着他垮台，就意味着其丧失主人的地位，所以，主人是没有发展的可能性的，主人没有辩证法，所以他在“夺取政权”就失败了——主人在胜利的那一刻就失败了。而奴隶渴望变化，他在改造世界的劳动中，不断改变着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劳动创造了世界，这意味着奴隶创造了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充满可能性的世界。
劳动创造世界，奴隶创造历史——这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也是现代革命思想的实质，不过，这并不是马克思的发明，因为这是马克思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里读出来、继承来的东西。
实际上，从劳动的意义定义现代性的巨著，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而不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论》的伟大贡献，是从“资本”的角度定义现代性，对资本的论述，才是马克思对于现代性最大的贡献，《资本论》对于资本的论述，最核心的在其第三卷，这一部分，是从马克思早期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展出来的，但是，非常可惜的是，由于恩格斯的修改，这一部分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机、必然联系，被完全割断了。而在后来的《资本论》研究中，这一部分最不受重视。
研究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我们一定要知道——在经济上提出劳动价值论的是李嘉图，在政治上倡导劳动价值论的是洛克的《政府论》，而从精神现象学角度，深刻论述了劳动创造世界的则是黑格尔。
黑格尔还说，如果单挑，奴隶永远干不过主人，这是因为奴隶怕死，主人不怕死，但是，如果奴隶通过劳动和交换，搞出个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并在此基础上搞出一个现代国家这种共同体的新的、绝对的形式，那主人就彻底废了，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下，在这种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每个人都是劳动者，也都是交换者、所有者，他既是一个个人，也是一个主权者，既是特殊性，又是普遍性——这就是卢梭的逻辑，也是法国大革命的逻辑，从此之后，就不再有主人与奴隶，从此“世界是平的”——历史到此终结。
而西方的思想，到了黑格尔，也就此终结。
马克思是从被黑格尔终结的历史那里出发，开始了他伟大的思想。
黑格尔说，劳动共同体，这是最后、最高的共同体，奴隶通过劳动和集体斗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最终消灭了主人-奴隶的关系，实现了辩证法。
马克思完全不赞成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他认为，劳动不是最后一个共同体的形式，而只是一个过渡期，这个过渡期标志着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的原始形成”，随后到来的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资本对于劳动的支配。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所说的人类最后的理想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社会的支配力量是资本，而不是劳动，此前的一切人类社会，都是靠共同体而生存、发展，但是，只有这个资本主义是特殊的，这个社会的最大特殊性在于：它不需要人类共同体，不需要人类劳动，甚至根本就不需要人。在这个社会里，人将会变成普遍的“宅男宅女”，他们只跟机器玩，只跟钱玩，这个社会意味着共同体的瓦解，这个社会绝不是人类的理想，而是人类的灾难。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说，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的是资本，不需要工人，不需要劳动者，因为这个社会的实质是“资本”，而不是黑格尔所谓“劳动”。马克思说：“对资本来说，工人不是生产条件，而只有劳动才是生产条件。如果资本能够让机器，或者甚至让水、空气去从事劳动，那就更好。而且资本占有的不是工人，而是他的劳动，不是直接地占有，而是通过交换来占有”。
“手稿”里最深刻、最具当代意义的一节，就是《机器体系和科学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化》，在这里，马克思提出：利润的驱动决定了科学发展的方向，而资本主义的劳动的最终理想，是以机器代替人，是以机器人体系，代替人类社会体系，最终，就是一个机器的体系，代替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手稿的最后一部分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和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生产力》中，马克思简要地说，共产主义是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共同体，去掌握机器体系，是工人阶级的劳动共同体支配机器人，而不是机器人支配人类社会，马克思最后以猜想的口气说，这里的第一步是“机器一旦比如说变成联合的工人的财产”。
用今天的话来说，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是重要的，机器人是重要的，正如华为是重要的一样，而真正重要的是，机器体系掌握在谁的手里，资本掌握在谁手里，于是，最重要的在于马克思手稿里的最后一句话，即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怎样“以改变了的、由于历史过程才产生的新的生产基础为出发点”。
《资本论》是未完成的，这不仅是指马克思生前只看到了第一卷的出版，而后两卷是由恩格斯帮助整理，在马克思去世后发表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加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了创作《资本论》，马克思其实写了四个手稿，如果不研究这四个手稿，恐怕就很难懂得，马克思究竟是在怎样的艰难曲折中展开他的思想的。
非常可惜的是，对这三个手稿，给马克思介绍出版商的拉萨尔看了很不满意，更要命的是，恩格斯也不满意，燕妮读后甚至说，自己“对卡尔的写作天才产生了怀疑”，这对马克思产生了非常沉重的打击，他因此不得不抛开手稿的思路，另起炉灶。
“伟大也要有人懂”。谁都不容易，马克思更不容易。
现代有两个革命，一个是黑格尔思想指导下的革命，这就是建立劳动共同体，就是劳动者当家作主。还有一个就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那就是劳动者掌握科学技术，掌握资本。
简单说，这就是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
1945年，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二部演讲，提出我们要进行两个革命，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前一个革命，是后一个革命的基础，但是，如果我们不进行第二次革命，如果劳动者不掌握科学技术，不掌握资本，劳动者就不能真正获得解放，文件上规定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就是空话。
毛泽东后来又说，新民主主义关好过，社会主义关难过。要过新民主主义关，就要过黑格尔这一关，毛泽东的话是很对的——不读黑格尔，就不懂马克思。
在延安，毛泽东爱读逻辑学，胡乔木说，逻辑学这种书，我一天也读不了两页，毛泽东开导他说，逻辑学、辩证法，这不是书本上的公式，这就是世界的本质，是历史的本质，搞革命，就需要读逻辑学。
斯诺后来问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他从哪来搞马克思的书来读？毛的回答是：那个时候，我主要是读黑格尔的书。
《实践论》《矛盾论》都是血写的，而不是照抄斯大林。
可惜，如今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反黑格尔主义者，根据他们的逻辑，这个世界上永远有掌权者和无权者，因此永远有主人和奴隶，奴隶的理想就是成为主人，即奴隶和主人在希望拥有权力这一点上，并没有区别。因此，也就没有现代与古代的区分，没有法国大革命与王权专制的区分，没有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区别，历史不过就是权力的轮回。
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要过黑格尔这一关。但是，现在大多数的读书人，不是没过马克思关，而是连黑格尔的关也没过。连黑格尔的现代观都没过，谈什么现代化、现代性，谈什么现代思想、现代文学？
过黑格尔关，过现代观，首先意味着确立这样的信念——相信奴隶创造历史，劳动创造世界，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今天的年轻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争取劳动的权利，争取一个可持续的稳定的劳动收入，这是使他们团结起来的目标，正如1937年，一些高尚的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会面，他们的目标与我们今天一致。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有人说，时代的灰尘落在每一个个体身上，就是一座大山，但是，只要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团结起来，去为了上述共同的目标抗争，人类的前途就是光明的。
原文链接：七一建党节｜韩毓海：大地上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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