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离开中国式现代化这条康庄大道，中华文明就不能焕发出磅礴的现代力量。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立足于经济基础而又对经济基础产生强大的作用，文化自信有力作用于制度、理论和道路——这是具有普遍性的基本原理。

今天的中国离不开世界，今天的世界离不开中国，只有在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才能更为深刻地认识世界，才能更深刻地认识我们自己，理解什么是“中国特色”，才能深刻认识上述有普遍性的基本原理。

中华文明与拉丁美洲文明都是古老、伟大的文明，中拉两个文明的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为独特的景观。在讲到西方世界与拉美的关系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言是：“航海技术的进步缩短了美洲与欧洲的地理距离，却加大了彼此的文化距离”[1]，而今天中拉关系的独特性恰于：一方面是经贸关系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另一方面则是文明交流互鉴极大地缩短了文化距离，使我们的心贴得更紧。

文明交流互鉴，使我们发现彼此具有共同的文化信念，并不断强化的这样的共同信念。

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关键在于能否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由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决定的，而不是由选择别人强加的制度所决定的——这就是中拉双方的基本共识。

2012年1月，习近平在2021年1月25日，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发表题为《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的致辞，这篇致辞所举起的正是这样照亮阴暗的火炬，习近平指出，“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本国国情，能否获得人民拥护和支持，能否带来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民生改善，能否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存在。差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傲慢、偏见、仇视，可怕的是想把人类文明分为三六九等，可怕的是把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强加给他人。”[2]

马尔克斯则这样指出：“玻利瓦尔是这么想的：只要能让拉美团结、独立，按他的话讲，就是建成世界上最大、最富、最强的国家，选择哪种政治制度根本无关紧要。过去，我们就是各种教条之争的牺牲品；今天，我们依然饱受这种困扰。”[3]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这是中拉两个伟大文明共同的梦想，通过长期的革命、建设与改革，我们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康庄大道，而拉美人民则在追求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上步履维艰，不懈奋斗。

文明交流互鉴，不断加深着我们了解彼此的愿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拉美有着广泛的读者，就是因为拉美人民最为关心的是这样的问题：中华文明怎样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使多元文明“向内凝聚”为共同体，而不是向外扩张、或依附于他人？中国在进行全面改革开放的同时，是怎样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的？归根到底，人口规模巨大、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协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统一、和平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拉丁美洲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吸引力。

文明交流互鉴，使我们的心连心，使我们可以用心灵去沟通，特别是加深我们对拉美“文明孤独”的深切理解，情之切，在心相通。

拉丁美洲有着古老、灿烂的文明，极具创造性和爆发力的文化，但拉美的现代化道路则十分独特，极为艰难，拉美人民在追求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上上下求索、长期奋斗、举步维艰，而他们的“心事”却长期得不到聆听。

1982年12月8日举行的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质疑西方：“为什么文学上的独特性可以被全盘接受，却对我们独立自主、举步维艰的社会变革疑虑重重，全盘否定呢？”[4]“拉丁美洲不情愿、也没有理由成为任人摆布的棋子，此外也不会去幻想西方国家能打心眼里支持我们独立、独特的发展计划。航海技术的进步缩短了美洲与欧洲的地理距离，却加大了彼此的文化距离。”[5]如果西方不理解拉美人民数百年来要走自己独立自主现代化道路的根本追求，即使他们全盘接受拉美文化的独特性，这又有什么意义呢？——而这就是马尔克斯所说的拉美的“百年孤独”。

文明交流互鉴，使我们能够从命运的角度去同情地理解世界史，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道路决定命运”，并从“抗争宿命”的高度，去理解各自的斗争之路。

悖论的是，拉美现代化的困境，首先是由于它的“丰饶”。加莱亚诺甚至通过比较北美与拉美的历史命运，提出了“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出身卑贱的重要性”这个命题。他指出，正因为“丰饶”，拉美的土地都必须购买才能拥有，于是土地一开始就落在了财阀贵族手里，而农民得不到土地。北美的土地远不如拉美“丰饶”，所以才能实行“耕者有其田”，1862年的林肯《宅地法》规定，保证每家农户65英亩的土地所有权，其前提是耕种期限不低于5年。“卑贱”与“丰饶”导致了土地制度的不同，土地制度的不同，则决定了发展道路与命运。

其次，自被殖民者“发现”以来，拉美就被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在重商主义时代为西班牙贡献贵金属，在自由贸易时代，为大英帝国贡献自然资源，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为美国贡献能源。产业低端化、单一化，只能依附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这甚至使革命也难以改变命运，革命后的古巴长期依赖蔗糖出口，民主改革后的智利依赖铜矿开采，委内瑞拉依赖石油出口，而蔗糖、铜矿石和原油的深加工，依然要依赖西方和美国。

第三，“去国家化”、资产阶级买办化和软弱无能。这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主体是公司，主宰拉美国家的是这些国际公司的分号和代理人。“对这些公司来说，国家并不意味着要着手进行的某项工作，也不是一面要捍卫的旗帜，更不是一个要掌握的命运。国家仅仅是要逾越的障碍，是一个供品尝的多汁水果。说国家是障碍，是因为有时主权会添麻烦。”[6]拉美的资产阶级“与其说害怕帝国主义压迫，还不如说害怕人民的压力”。加莱亚诺这样概括说：“欧洲共和时期资产阶级最响亮的口号成了时髦货。我们这些国家愿为英国工业家和法国思想家效劳。但是，由地主、掮客、大商人、大投机倒把者、衣冠楚楚的政客和没有根基的知识分子组成的阶级，算什么“民族资产阶级”呢？拉美很快就有具有浓厚自由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宪法，但却缺乏像欧洲或美国那样有开拓性的资产阶级，缺乏一个把发展强有力的民族资本主义作为其历史使命的资产阶级。拉美大陆的资产阶级生来就是国际资本主义的单纯工具，是给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带来创伤的这台世界机器上的如意部件。站柜台的资产阶级、高利贷者和商人垄断了政权，没有丝毫兴趣推动本地制造业的发展。当自由贸易为英国商品倾销打开了大门时，当地的制造业便在胚胎中夭折了。地主是资产阶级的同伙，他们对解决“土地问题”漠不关心，除非照顾到他们自身利益。在整个十九世纪，大庄园制靠掠夺得到了巩固。土地改革在拉美地区是一面过早树起来的旗帜。”[7]

通过文明交流互鉴，我们才能更为深刻、复杂地理解拉美人民对于文化异乎寻常的重视，才能更深入地理解文化对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实际上，正是因为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的难产，才使拉美的“孤独者”们认为，文化就是自己唯一的“亮色”与希望所在，是追求自己道路的根本动力，是保卫自己的强有力的武器——以至于马尔克斯说，“文化便是一切”。[8]也正因为在他们看来，拉美的现代化之路是世界上最艰难的道路，所以他们才认为，文化是真正的突破口，爆发力，是唯一的出路，是“决定性的储备”，是足以改变世界的能量。

对于拉美来说，文化是斗争的储备，拉美文化之所以有爆发力，就是因为它标志着最后的斗争和绝望的抗争。马尔克斯这样指出：“幸好，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还有一项决定性的储备，那是一种足以改变世界的能量，即，危险的国民记忆。它是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作为一项最早的多功能原材料，时刻陪伴在我们左右。它是一种抵抗文化，藏在语言的角落里，体现在手工业者的保护神、民众抵抗殖民教会所创造的真正奇迹——黑白混血的圣母像上。它是一种团结文化，面对累累罪行不屈不挠，为了主权身份揭竿而起。它是一种抗议文化，庙宇中手工打造的天使长着印第安人的脸庞，积雪之歌中苦苦祈求的是死神无声的力量。它是一种日常文化，体现在厨艺、服饰、独具特色的迷信和私密的爱情仪式里。它是一种欢庆、离经叛道、神秘莫测的文化，能够挣脱现实的束缚，化解理智与想象、言语与表情之间的矛盾，证明任何观念迟早都会被生命超越。这种力量来源于我们的落后，这种美丽新颖的能量，注定只属于我们，而我们有它便已足够。无论帝国主义如何贪得无厌，政府压迫如何粗暴残忍，心底梦想如何难以启齿，我们都不会屈服。革命也是一种文化产物，是志向与创造力的宣泄，要求我们、同时也让我们有理由去相信未来。”[9]

通过中拉文明交流互鉴，我们能够拓宽视野，加深对第三世界现代化理论和道路的理解。拉美对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依附理论”。这一理论指出：在西方发达国家垄断金融机构和银行的条件下，抽象地讨论“利息律”没有意义；在西方发达国家垄断国际原材料市场定价权的条件下，抽象地谈论需求决定价格没有意义；在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分工地位被锁定的条件下，抽象地讨论“劳动生产率水平上”的比较优势没有意义。垄断的意义，就是指西方发达国家不允许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土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只能服务或者依附于西方的现代化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民族、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独立自主，没有民族的、科学的、人民的现代新文化，就不能有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

通过中拉文明交流互鉴，我们可以加深对习近平文化思想所揭示的文明互鉴、开放包容的普遍原理的认识。离开了中国式现代化，就不能真正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就不能使中国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程告诉我们：只有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只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相结合，才能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同时，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底蕴，从而，才能真正领会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文学情缘”

通过文明交流互鉴，我们才能真正读懂伟大的拉丁美洲文学。

拉丁美洲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一般被概括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爆炸，风靡中国与世界，但是，我们不能仅仅把拉丁美洲文学的巨大魅力理解为的文学形式技巧的魅力，只有通过中拉文明互鉴，我们才能深深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来之不易，才能真正理解拉美人民的命运与处境，理解拉丁美洲文学的苦难与辉煌。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经典之一，这篇小说的第一句话是：“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10]这个感慨万千的大历史叙述方式，被中国当代作家奉若圭臬。但是，如果模仿的只是文学技巧，而不懂哥伦比亚的心，以及拉美那些阳光与阴影下的苦难与忧伤、美丽与孤独，那就还不是真正的交流互鉴。

正如马尔克斯所说，我们要知道作为诗人的聂鲁达，就必须知道作为革命家的聂鲁达，正如要知道作为政治家的阿连德，就必须知道作为诗人的阿连德。拉美的孤独，就在于人们总是片面的理解她，而从来不想把拉美作为一个整体，全面地理解她。他这样说：“十一年前，当代著名诗人、智利的巴勃罗·聂鲁达曾用诗歌辉耀此地。那之后，拉丁美洲亦真亦幻的新闻如潮水般涌入了心地善良抑或居心不良的欧洲人的视野。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有胡思乱想的男人，有载入史册的女人，永不妥协的精神铸就了一段段传奇。而生活在其中的我们，从未享过片刻安宁。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总统曾困守在火光熊熊的总统府，孤身抵挡一支军队，直至战死；另一位高尚的总统与一名重塑民众尊严、推行民主制度的军人死于两起至今原因不明的可疑空难。”[11]

只有通过文明互鉴，我们才能知道：那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总统，就是指阿连德，小说中的奥雷里亚诺上校经历，就是所有的拉丁美洲革命者经历的缩影。要真正读懂《百年孤独》，我们就必须记住：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生皮诺切特领导的军事政变，推翻了民主选举的阿连德政府，而阿连德是诗人聂鲁达的好朋友，聂鲁达也是毛主席与周总理的好朋友。我们必须记住：智利政变背后的支持者是弗里德曼所领导的芝加哥经济学派，弗里德曼认为，整个上世纪50—60年代，都是“穷鬼翻天”的时代，正是穷人掌权使世界变得越来越贫穷，而要使世界恢复常态，就必须推翻穷鬼的民主，代之以富人的自由。我们必须明白：新自由主义与依附理论的斗争不是在纸面上的讨论，而是血淋淋的镇压——于是，在政变之后，智利的工会和国有企业、农村集体被彻底解散，全面推行私有化，解散国家银行，3000多名共产主义者被枪杀。“面对行刑队的枪口”，拉美和智利的富人专政开始了。

马尔克斯说，当写到奥雷里亚诺上校死去的时候，我哭了整整两天。他回忆说：“外祖父给我讲故事，讲香蕉种植园大屠杀，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哥伦比亚种植园工人举行罢工游行，在谢纳加火车站聚集时被开枪镇压，听得我毛骨悚然。外祖父是银匠出身，骨子里是自由党，参加过“千日战争”，在拉斐尔·乌里维·乌里维”将军麾下任上校，战功卓著，参加过《尼伦蒂亚停火协议》的签署，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连绵不绝的内战，当时，桌对面就坐着他身为保守党议员的长子。”[12]

加莱亚诺这样讲述说：橡胶树在古兰经里是一颗天堂树，但是，加勒比地区的香蕉化，却让人们怀疑它是一颗地狱之树，在哥伦比亚，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成为最大的庄园主后，于1928年大西洋沿岸爆发了一次大罢工，结果，在一个火车站前，香蕉工人被枪杀，后来，这场屠杀在官方记载中被完全抹掉了，呈现这一切的就是《百年孤独》。

马尔克斯后来在演讲中这样说：“在座诸位有理由问我，为什么不实事求是，非得竭尽夸张之能时，说死了三千人，用一列两百节车厢的火车，装着投进大海。理由很简单，可以用文学语言陈述如下：书中的橡胶种植园事件，不是发生在某个国家的特定的历史悲剧，而是规模未知、死难人数不一、刽子手无名无姓，没准谁也逃不了干系的世界。”[13]同样是屠杀，与橡胶种植园事件不同，奥斯维集中营的屠杀至今仍被深深的印刻在人们的记忆中，而哥伦比亚的橡胶种植园事件，却被冲刷、遗忘，无声无息。小说中那场大屠杀中唯一的幸存者，布恩迪亚家族第四代成员何塞·阿尔卡蒂奥从一列沉寂的火车中醒来时，在微弱的光线中，他看到了一生中最恐怖的场景——“他看见了男人的尸体，女人的尸体，儿童的尸体，他们都将像变质的香蕉一样被丢入大海”。[14]屠杀后的几小时，此前三个月没下一滴雨的香蕉种植园下起了一场和《圣经》所记载的大暴雨，“雨下了四年十一个月零两天”[15]，仿佛要荡涤这场深重的罪恶。何塞·阿尔卡蒂奥一直念念不忘的还有死去的人数——三千人。这个情节的设置，正是马尔克斯对1928年在屠杀中惨死的人们的最沉痛的纪念。多亏了拉丁美洲的文学，对于这段苦难与死亡的记忆，才能铭记在拉美人民以及世界人民的心中。

加莱亚诺还讲到了亚马逊的命运，他写到，“在橡胶极盛的时期，有十二万人，朝亚马逊河的方向走去，开辟香蕉园，但却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抵达目的地，其余的人，因饥饿和生病倒在路上，巴西有不少于五十万人死于霍乱传染病。在亚马逊丛林中，橡胶工人，在非人的状况下劳动，创造出巨大的财富，但在二十世纪初，橡胶种植业，开始转向东南亚，亚马逊地区的繁荣再次化为乌有，森林破坏了，河流污染了，所留下的除了死亡的气息，就是爱情所代表的微茫的希望。

什么是爱情？拉丁美洲的爱情不是西方资产阶级伦理的复制品，离开了“复制的黄金构成的地理学”，离开了由霍乱、死亡铺就的掘金之路、香蕉和橡胶之路，我们怎么能理解拉美作家对于这片土地的爱？离开了文明互鉴，离开了对拉美历史现实的理解，我们如何去理解小说里的爱情？

诗人聂鲁达在《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中深情地写道：

“当我注视着

地图上美洲的形状，

亲爱的，我看到的是你：

你头上铜的峰顶，

你的乳房，小麦和雪，

你纤细的腰，

悸动的急流，甜美的

山丘和草原，

在南方的冷冽中，你的双脚终结其

复制的黄金构成的地理学。”[16]

这就是马尔克斯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在这里，爱情是隐喻，是绝望的抗争的隐喻。

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的颁奖典礼上，身着哥伦比亚传统服饰的马尔克斯深情地回望着在拉美丰饶的土地上，自我追寻的道路尽管艰难，战乱与伤痛，不公与苦难仍会席卷而来，但是，拉美人民活下去的信念，战胜苦难的顽强仍生生不息，未来的美好生活不会太远，他相信，“那将是一种全新的、颠覆性的生活方式：不会连如何死，都掌握在别人手里，爱真的存在，幸福真的可能，那些注定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也终于永远地享受了在大地上重生的机会。”[17]

爱真的存在——为什么我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当艾青踏上拉美大地，他深深地理解了拉美，也更加深入地理解了自己和自己的祖国。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2014年，习近平在访问巴西时指出：历史造成了中拉两个文明的相交、相知、相遇。正如马克思是莎士比亚的伟大读者和知音一样，习近平也是拉美文明和拉美文学的伟大知音与读者。对习近平来说，文明交流互鉴，是彼此感召，是彼此凝望，是彼此守望——这也深刻体现了习近平的“文学情缘”。

“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真理不仅仅是说服人，习近平文化思想，因为蕴含着人类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发展的天下大道，正因为饱含着他的文明、文化、文学“情缘”而感动人、鼓舞人。

天下大道，从来不是说教，而是感召，感召力使人沉浸在文明的光芒之中，如品味古老而年轻的芳馨。文明如歌，文明甘之若饴。正如伟大的人类学家在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所写到的那样，“我们也许可以因此假定,马丁尼克兰姆酒所以香醇,是因为使用古老过时的造酒方茶酒法,在造酒过程中免不了渗入各种不纯的杂质。对我而言，两地酒产的对比，正说明了文明的矛盾：文明的迷人之处主要来自沉淀其中的各种不纯之物……”[18]

文明的天下大道，从来不是孤芳自赏，而是互相凝望，互相守望。“对一块比人和人类的创造物都远为漂亮的矿石沉思一段时间；去闻一闻水仙花的深处所散发出来的味道，其香味所隐藏的学问比我们所有书本全部加起来还多；或是在那充满耐心、宁静与互谅的短暂凝视之中，这种凝视有时候，经由某种非自愿的互相了解，会出现互相注目之中。”[19]

时光荏苒，物换星移，文明之水，川流不息，伟大的墨西哥作家加莱亚诺曾经这样期盼：“生命之树知道，无论发生什么，环绕着它的热烈音乐永远都不会停止。无论有多少死亡，无论流多少鲜血，只要空气还能让男人们和女人们呼吸，大地还能让他们耕耘和热爱，音乐就能让他们翩翩起舞。”[20]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沔彼流水，其流汤汤。”开放包容，是文明发展的天下大道。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我们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创造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今天，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为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应该做出这样的努力。

[1]《我不是来演讲的》，[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著，李静译，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第1版，第25页。

[2]《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2021年1月25日），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6月第1版，第460页。

[3]《我不是来演讲的》，[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著，李静译，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第1版，第93页。

[4]《我不是来演讲的》，[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著，李静译，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第1版，第25页。

[5]《我不是来演讲的》，[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著，李静译，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第1版，第25页。

[6]《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著王玫，张小强，韩晓雁，张仓吉，吴国平译，邓兰珍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1月北京第1版，第241页。

[7]《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著王玫，张小强，韩晓雁，张仓吉，吴国平译，邓兰珍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1月北京第1版，第118页。

[8] 转引自《致新千禧年》，马尔克斯于1985年11月29日，在古巴哈瓦耶，“第二届“维护拉美各国主权”知识分子大会”上的讲话，《我不是来演讲的》，[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著，李静译，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第1版，第37页。

[9]《我不是来演讲的》，[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著，李静译，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第1版，第38-39页。

[10]《百年孤独》，[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著，范晔译，南海出版公司，2011年6月第第1版，2017年8月第2版，第1页。

[11]《我不是来演讲的》，[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著，李静译，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第1版，第23页。

[12]《我不是来演讲的》，[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著，李静译，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第1版，第101页。

[13]《我不是来演讲的》，[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著，李静译，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第1版，第104页。

[14]《百年孤独》，[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著，范晔译，南海出版公司，2011年6月第第1版，2017年8月第2版，第266-267页。

[15]《百年孤独》，[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著，范晔译，南海出版公司，2011年6月第第1版，2017年8月第2版，第273页。

[16]《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智利] 巴勃罗·聂鲁达著，陈黎，张芬龄译，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6月第1版，第136页。

[17]《我不是来演讲的》，[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著，李静译，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第1版，第26—27页。

[18] [法]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00页。

[19] [法]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45—546页。

[20] [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火的记忆：风的记忆》，路燕萍，李瑾，黄韵颐，龚若晴，李雪冰译，作家出版社，2019年2月1日第1版，第335页。

（作者韩毓海、陈斓，韩毓海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陈斓为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博士后）

原文链接：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拉文明交流互鉴

转载本网文章请注明出处